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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1923年夏天,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舍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基斯洛沃茨克附近的山里游玩时,途中在一个山洞里停留,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所有的人(伏罗希洛夫除外)提议由托洛茨基、斯大林和第三个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组成“政治书记处”。同时取消总书记。“山洞会议”的参加者请求斯大林支持他们的建议。斯大林拒绝作这样的改组,理由是没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加里宁、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的参加无法领导党。后来斯大林这样谈到这件事:“我对从基斯洛沃茨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不过托洛茨基也拒绝了参加新的、明摆着是不稳定的三头政治的建议。

  某些人认为托洛茨基拒绝与其他的领导人妥协是因为他想发动政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回忆道,1923年秋天,在党的上层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托洛茨基把自己想像为波拿巴”,“托洛茨基准备像波拿巴那样采取行动”。容易惊慌失措的季诺维也夫从这些流言中看到了军事政变的迹象,便建议让斯大林或伏罗希洛夫参加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托洛茨基对这个要把他所痛恨的“察里津分子”塞进他的“领地”的建议作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又一次提出了辞去所有职务,而且请求把他“作为革命的士兵”派到德国去帮助德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起义。然而托洛茨基的这个声明只不过是漂亮的姿态。季诺维也夫也作了类似的姿态,他宣布,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将代替托洛茨基以“革命的士兵”的身份前去德国。斯大林对他们的争执进行了干预,说两位政治局委员的离开将会打乱领导工作。此外,他还保证说,他并不想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占一个位子。于是共产国际派了拉杰克和皮达可夫去德国。

  这时候托洛茨基深信,他的政治命运主要不取决于俄国发生的事件及其经济建设,而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过程。1923年4月,他在哈尔科夫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学习如何搞平衡,同时机警地注视着西方和东方,事态的发展不会使我们措手不及……如果西方响起报警的钟声——它是一定会响起来的,那么虽然我们至今大半身陷在估价、平衡和新经济政策之中,但是我们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响应:我们从头到脚都是革命者,我们过去是革命者,现在仍然是,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者。”托洛茨基仅仅只是在未来欧洲联邦的框架内来看俄国的发展的。他写道:“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公开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的欧洲各国人民的相互国家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惟一的纲领性的解决办法是成立欧洲合众国。”

  由于德国可能爆发革命,托洛茨基觉得俄国变成欧洲合众国的一个州的前景特别有希望实现。不过并不是他一个人认为,德国在进行这样的革命后将在新的社会主义欧洲居于首要地位,而俄国将起那种为工业发达的西方提供原料等附属品的作用。他后来写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认为取得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不仅将供给苏维埃俄国机器和现成的产品,而且将输送几万名熟练工人、工程师和组织者,而俄国将以原料和粮食来支付”。由于对历史未来的发展有这样的看法,俄国经济问题被看做是次要的,而党的主要任务是准备世界革命。

  魏玛共和国发生政治危机后,消息传来,托洛茨基和俄共(布)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将其看做出现革命形势的证明。1923年7月,政治局开会听取了拉杰克关于德国的革命形势的报告。8月22日,政治局和德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其中讲到“苏联劳动群众应为未来的事变做政治上的准备”、“动员全共和国的战斗力量”和“给德国工人提供经济援助”等问题。为监督这项决议的执行,成立了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拉杰克、契切林组成的委员会。

  1923年9月22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以及中央委员会和各个党组织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宣读了题为《未来的德国革命和俄共的任务》的秘密报告。报告的论点在很多方面与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发展的前景和俄共在这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相符合。其中的一个要点的题目是《工农欧洲合众国》。1923年10月4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的决议:1923年11月9日发动革命。1923年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动员红军在需要时援助起义的德国无产阶级的计划。

  那么作为政治局委员和支援德国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对这些决定持什么态度呢?显然,他完全赞同那种认为苏联和德国的经济潜力结合起来很有好处的意见。如同Л.别济缅斯基所写的那样,斯大林在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和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都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些思想。大概斯大林把可能得到德国工业的支持的保证看做苏联摆脱经济困难的方便出路。

  然而早在1907年他在德国就听到过不少这样的事,这些事使得他不止一次地考虑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准备起义的问题。后来斯大林给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讲过1907年听到的关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集会的代表的故事。这些代表没有来得及参加游行,因为等待那个不知到哪里去了的负责收票的检票员等了很久,他们不敢在他不在时离开月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觉得这样尊重法律是荒谬的,它证明有这样的习惯的人不敢举行反对当局的起义。1917年到1920年,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白白等待德国革命的爆发,后来得知德国左派社会主义者听任自己的行动被镇压以及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这些事件只能增强他们对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性的怀疑。

  虽然斯大林对关于准备德国革命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有证据说明他并不相信革命能取得成功。这可由他1923年8月7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来证明,信中说:“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应该不应该撇开社会民主党人去夺取政权?他们是否成熟到能这样做的程度,——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此。我们在夺取政权时,在俄国有这样的后备:一、和平;二、土地归农民;三、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的支持;四、农民的同情。现在德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这些东西。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这个邻国,而我们当时没有,但是我们此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如果现在德国的政权,这样说吧,垮了台,共产党人把它抓了过来,他们也会丢人现眼。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是这样。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被砸得粉碎,被扔回去。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作者注)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一定会把作为演习的游行示威变成决战(他们现在有这样做的一切条件)并把他们打败。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睡大觉,但是让法西斯分子发起进攻对我们有利:这会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根据所有材料,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力量还很弱。依我看,应当劝阻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祝一切都好。斯大林。”

  列夫·别济缅斯基对这封信作了如下评注:“由于命运的戏弄,11月8日至9日发生了另一种‘革命’:希特勒在慕尼黑进行了著名的‘啤酒店暴动’。斯大林的预言应验了。”斯大林关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力量还很弱的判断也证明是正确的。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了稳定时期,这在它们的政治气候上反映出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浪潮中涌现的那些主张建立军事化专政的政治活动家不为社会所接受。希特勒的“啤酒店暴动”也遭到了失败,他在被捕和受审后被关进了监狱。

  “战胜国”的那些维护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计划和赞成对革命力量实行“强硬政策”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失败。1922年秋天,丘吉尔惊奇地发现选民们怀着很大的仇恨对待他的竞选演说。他和他的党遭到了惨败,丘吉尔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职务。更早些,在1920年8月,罗斯福辞去了在美国政府中的职务,当年11月他的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失败,选民们认为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和武装干涉是这个党造成的。虽然下述情况可以认为是一种巧合,但是完全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罗斯福政治上的失败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使得他的病情有所发展,结果造成终身下肢瘫痪。于是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活动家有几年的时间不能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著名活动家当中,只有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保持了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法西斯制度的独一无二的样板。戴高乐也避免了失败,因为他从德国俘虏营回来后(他从1916年起就在那里,并在那里认识了图哈切夫斯基)立即到圣西尔军事学校任教,避开了政治舞台。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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