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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建立的“从上到下……检查执行情况”的体系。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然而那些赞成帝国主义战争和用军事手段镇压革命的人的政敌们也遭到了失败。经济的上升缓和了许多社会问题,各个西方国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尚未做好为争取更好的生活而进行革命的准备。俄共(布)的许多领导人忽视了这一情况,因此他们相信德国革命能取得成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托洛茨基准备投入红军的全部力量去支持德国革命,并像1920年夏天那样,试图打到西欧的中部去。他不能不发现斯大林对德国革命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持怀疑态度。托洛茨基有可能认为,应当剥夺那些在德国革命开始后妨碍再次“向柏林冲刺”的人的权力。1923年10月8日他给政治局送去一份声明,其中尖锐地批评了党的领导的对内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坚决要求把他的建议作为党和国家新的政治方针的基础。

  1923年10月11日接到了有关萨克森和图林根成立了由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政府的消息。这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德国革命眼看就要开始了。10月15日,四十六名党的著名活动家给政治局写信,这封信成了反对派的纲领。写这封信的人指出了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危机现象,批评了“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系统”。他们在谴责缺乏目标明确的领导的同时,批评了“党正在几乎毫不掩饰地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上层选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社会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的现象。

  提出这些指责是有根据的。那些开头在地下活动年代、后来在国内战争年代形成的领导方法,更适合于军事化组织。此外,列宁的患病,领导人之间的纠纷,甚至在托洛茨基的政敌当中也存在的协调行动的困难,“三巨头”当中的主要人物季诺维也夫经常出现的惊慌失措——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局的政策前后不一致。同时,从在这封痛斥党的领袖的“不民主”和“无首创精神”的信上的签名可以看出,《四十六人的信》的作者绝不是至今没有发表自己意见机会的“普通党员群众”的代表。基本上这是党的著名活动家,他们已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没有让他们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工作的不满。除布勃诺夫一人外,几乎所有签名的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分明显,这一大批潜在的“乘客”坚决要求进入“领导人乘坐的汽车”。在签名者当中有托洛茨基从流亡国外时期或国内战争时期以来的忠实支持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И.Н.斯米尔诺夫、罗森霍尔茨、В.В.柯秀尔、埃利钦、穆拉洛夫、阿尔斯基、别洛博罗多夫。签名的还有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民主集中派”纲领的赞同者皮达可夫、奥新斯基、В.М.斯米尔诺夫、В.Н.雅柯夫列夫(应为雅柯夫列娃)、布勃诺夫、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

  政治局委员们毫不怀疑《四十六人的信》是经托洛茨基同意的。后来季诺维也夫把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的题目稍加改动,称反对派的这封信为《四十六个和一个》。然而这“一个”并不急于作为反对派的首领出面。可能托洛茨基尚未下决心在领袖虽然身患重病但还活着的情况下作为党的领导职位的实际竞争者出现。而这时列宁又突然于10月18日出现在莫斯科。他从哥尔克返回后,到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办公室,在那里取走了二十本书。第二天,列宁在回哥尔克前,乘车驶过莫斯科的一些街道。

  反对斯大林的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整个故事,说列宁到了家里后发现丢了一份文件。而且列宁像福尔摩斯一样马上就确定这文件是斯大林偷走的。是什么样的文件?为什么列宁准确无误地发现了偷文件的人?还有,存在不存在这丢失的文件?——这一切就让那位想出这个像是取材于几家合住的住宅内的纠纷的平常童话的瓦连廷诺夫以及重复这个未经核实的故事的库马涅夫和库利科娃凭良心来回答吧。实际上,列宁这次回莫斯科时的状况已由陪同他的卫生员(左里科里姆沙、卢卡维什尼科夫)、司机里亚博夫和М.И.乌里扬诺娃作了详细描述,当时他就体力来说做不了什么调查。(列宁实际上说不了话,坐着轮椅,很容易累。)

  不错,列宁来到莫斯科使得许多人相信这位国家领导人能够康复。因此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列宁的到来不仅没使据说被人发现在列宁家里进行盗窃的斯大林感到害怕,而是给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鼓了劲,鼓励他们采取有力的行动。10月19日,当列宁还在莫斯科时,八名(应为七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写信,其中包含着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四十六名支持者的尖锐批评。信中断定说,托洛茨基成了党和党的主要干部的所有反对者的中心。10月26日举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好像对列宁提出的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扩大到五十至一百人的建议作出迟到的反应一样,邀请了全国十个最大的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团参加全会。全会以一百零二票赞成、两票反对和十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把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发动评定为“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

  这时德国的事态完全不像莫斯科所计划的那样发展。10月下旬,德国国防军被派到萨克森和图林根去驱散那里的左派政府。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暂不进行发动。只有汉堡的德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由于没有及时得到停止的信号,在台尔曼的领导下于10月23日发动起义,但在一周内被镇压了下去。托洛茨基曾寄予不小希望的德国革命没有发生。

  由于撤换那些可能妨碍红军进攻德国的领导人的迫切性消失了,托洛茨基决定暂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比较合适的时机。他宣布自己10月份在莫斯科郊区打野鸭时得了重感冒(虽然大家都知道,莫斯科郊区的野鸭在10月份之前很久就不飞了)。再说,托洛茨基的病情也没有严重到需要卧床休息的程度。然而政治局委员们愈来愈起劲地敦促托洛茨基坚决谴责《四十六人的信》。斯大林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托洛茨基到底拥护谁,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据说托洛茨基病得很厉害。就算他病得很厉害吧。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写了三篇文章,并给他今天出版的小册子写了另外的四章。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写两三行字来说明他拥护反对派还是反对反对派,以满足询问他的那些组织的要求,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托洛茨基拖延着,保持沉默,他冒着失去自己的拥护者支持的危险。而在1923年托洛茨基仍然可以指望得到重大的支持。应当考虑到,还记得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的人数减少了,他们在党员中的比例一直在缩小,到1923年只剩下不到12%。而在1917年之后,在托洛茨基的名字经常与列宁的名字并列时入党的人达到88%。也应当考虑到,在“无产阶级政党”内“劳动群众”的代表只占少数。虽然党内形式上的“工人”占44.9%,实际上其中的许多人只是从社会出身来说是“工人”,而“来自车床旁的工人”在党内只占17%。托洛茨基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声望特别高,这些人从1917年起便由工人转变为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的职员。他们领导工作的方法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形成的。他们难以适应新经济政策,其中的许多人渴望回到国内战争的“光荣时代”。

  托洛茨基在红军中也得到很大的支持。1922年批准的红军章程第四十一条讲述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传记,最后以这样的词句结束:“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红军,带领红军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敌人。”这样的提法能使人把托洛茨基的政敌当做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自然应予以打击和消灭。由于和平时期开始裁减军队威胁到一系列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地位,其中某些人怀着希望等待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发出为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战斗的信号,准备在争权斗争中支持他。

  托洛茨基依靠自己的支持者于1923年12月初重新发起进攻,在莫斯科一个区的会议上讲述了他的小册子《新方针》的内容。这一次托洛茨基没有要求国家生活军事化,而是宣布“保守的官僚主义的派别活动的危险”是党的主要危险。托洛茨基提出:“结论只有一个:脓包必须切开和消毒,除此之外,——这是更重要的,——必须打开窗子,使血液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中的氧气。”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里说了一句成为名言的话:“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他把“青年”与“老干部”对立起来,巧妙地玩弄1917年之后入党的“新手”的自负心理。

  在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寻求着党内青年学生的支持。在莫斯科的许多高等学校里拥护中央委员会的人与托洛茨基分子展开了激烈的和长时间的争论。米高扬1923年11月底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后发现,莫斯科大学里“从早到晚,除了中间有短时间的休息外……总有人在吵吵嚷嚷地和大喊大叫地、有时是杂乱无章地发表讲话……在这些讲话的人当中拥护中央委员会路线的人很少……对党的路线的抨击非常尖锐。我觉得这些会议上的气氛难以忍受”。

  米高扬回忆道,他“在参加这样的会后前去斯大林家,告诉他在莫斯科大学所见所闻的一切,也讲了我从发言中得知反对派在许多高等学校党组织和其他的党组织里占有上风。最后愤怒地说,我有这样的印象,觉得在首都不存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一切任其自流。我非常激动,对中央委员会的做法表示不满,觉得它放弃了实际上已在首都开始的争论,使得托洛茨基分子易于迷惑没有经验的人从而轻松地取得胜利。我问斯大林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至今保持沉默,它打算什么时候反击和如何反击。

  “我记得,斯大林听完了所有这些,他的沉着和平静使我感到吃惊。他说,没有令人感到不安的特殊理由。十月全会后,已按照全会的指示做过几次协调好政治局工作的尝试。与托洛茨基商谈过两次,分析研究了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问题。而且在交换意见时没有出现严重的分歧。斯大林说:‘现在,在争论已经开始时,我们仍然力求一起和睦地工作,成立了一个起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的决议的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决定团结一致地发表意见,现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的最后草案的起草工作快要结束了。我们力求使托洛茨基也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政治局一致通过这样的决议,对党来说将具有重大意义,可能会帮助我们避免极不可取的广泛争论。’”

  虽然斯大林表面上很平静,但是他采取有力措施来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如同卡冈诺维奇所写的那样,斯大林“建议立即把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们叫到中央来。斯大林同志听完他们的话后……对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捷连斯基同志说:‘捷连斯基同志,您虽然在与托洛茨基主义和所有反对派分子的斗争中采取正确的方针,但是这场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您组织得很差,您在领导各区组织、尤其是各个支部组织方面不够有力。托洛茨基分子占领了一系列支部,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样下去他们也可能占领各个区,就像哈尔莫夫尼克区发生的事那样。您需要坚决改变莫斯科委员会的整个工作作风和做法。我们中央书记处必须认真抓莫斯科的工作。’他对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说,我提议派卡冈诺维奇同志去帮助莫斯科委员会,他同时还可领导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您,捷连斯基同志,应该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一起立即行动,力求莫斯科组织能发生一个转折。’”

  会后斯大林给了卡冈诺维奇这样的指示:“您到那里不用耍外交手腕,就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最好您现在待在宣传鼓动部里,因为那里没有任何领导。您作为中央委员会组织指导部部长可以给莫斯科委员会的组织指导员直接下指示,——您就这样把莫斯科委员会的两个主要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它们同心协力地干。首先组织力量对这样一些支部里的气焰嚣张的反对派发起思想上的进攻,他们是利用不善于集合力量进行反击的布尔什维克的疏忽大意控制这些支部的。您不仅要与各个区,而且要与各个支部建立联系。”

  • 责任编辑: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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