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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冤狱: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由于对杨乃武不能用刑,而小白菜已在刑讯下招供,可以认为案件初审已结,于是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小白菜及相关案卷解至杭州。刘锡彤于是派陈竹生与钱坦窜供,这样一来浙江巡抚杨昌浚派出候补知县郑锡滓对钱坦进行的暗访亦不可能推翻原判。

    三、清律中知县断狱之责与刘锡彤之违律行为

  对杨乃武小白菜案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一般兴趣焦点在于晚清刑事诉讼之过程。如果就法律规定与案件结果进行研究,仅能考证出关于晚清诉讼制度的具体规定,也可以进而根据案件审理结果、上诉比例、结案速度、积案数量等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这一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有效性的具体情况。但是,为什么制度的执行会打折扣呢?这就不是仅依基本史料本身就能证明的了,必须运用一定之方法加以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晚清狱讼之制积弊甚多,但学者对其原因所作出的合理解释并不充分。迄今所见之运思路径,多遵循传统阶级分析思路,或运用法律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两种阐释方式自有其解释力,但倘若过于强调古代司法官员的阶级性,或夸大文化传统对制度安排的抗衡力,则不免有过度诠释之嫌。其共同的缺憾,即在于它们的解释路径皆重在宏观的,客观的层面,强调制度的制定与文化传统的形成的背景,而缺乏对古代司法活动参与者的个人状况的仔细刻划与深入分析。一个帝国官僚体系的官僚,并不仅仅是一部机器系统中的螺丝钉,在很多场合和很大程度上,他具有选择自己行为的可能。在一定制度的安排下或一定文化的影响下,他到底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每一个具体行为的呢?杨乃武一案具有十分丰富的层面,有多个专题值得深入探究,以下将选取其中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展开,即关于法官责任,主要是基层初审法官——知县的法律责任的问题。通过对刘锡彤在面临着种种职责、任务与监督的压力下的心态与其在此案中各种作为、言论、判决的关系的分析,本文试图指出对一般基层司法官员所谓草菅人命、敷衍了事的指责其实并非完全出于对司法官员的道德批判,而主要是对其办案能力的否定评价。晚清之际,法律规定与社会状况的脱节,实际上导致了这种评价成为必然、僵化的评价。因为以当时人力、物力、科技乃至法律学理的发展水平而言,法律所规定的司法官员的职责,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图仕途发展,至少是在任上的平安无事,许多官员不得不选择敷衍了事,以求获得形式上说得过去之治绩,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难以顾及生民之福祉。

  清代关于司法官员责任之规定,极为繁多,多见于《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事例》、各部则例、台规等法律文献。可以说关于审判的各个方面都有规定而不得随意而为,其中关于审判时效、现场勘验、证据取得,口供的合法性,刑讯的限度等方面,都有详细条款规定。总的来说,除盗贼叛逆外,针对官吏的法网亦可谓繁密且峻急。就州县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过程而言,称得上是“事事有规程,步步皆掣肘”,难以逾越雷池半步。诸如政治上的超然地位与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等今人看来或许是司法官理所当然应享有的权利,对当时执掌司法的官员们而言根本不可想象。若敝之以一言“封建专制下对司法官吏的重典惩治”而欲揭示其制度运作,行为人心理反映的状况,则不可能了解当时法律运作的真实状况,必须切实从当事者的现实环境入手分析,方能明白其处境。

  判案决狱对州县官员而言,与钱粮税收等事务一样,都属其职务上的行政职责,性质并无不同,其时法理学的发达程度尚不足以阐明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的种种差异,立法者亦对之不加区分,对官员在司法活动的职责规定与一般行政事务职责的规定无甚不同,从而导致对司法官员的职责的规定往往难以实现。制度上难以实现的目标,往往变形通过非制度的形式或渠道寻求变通,于是冤狱往往由此产生。以下针对清律上规定之知县断狱的法律责任中与本案相关者,作一罗列,并稍加分析,俾知其律例所设的种种职责,根本不可能照章完成。

  依照清律关于断狱之规定,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向县衙提交呈词,要求验尸之时起,作为知县的刘锡彤既已产生法律上必须作为之义务,无论是否应其诉,或不应其诉,都必须依律而行。(注:巩富文教授对此有精到研究,参见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违法受诉的责任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1期。惟巩教授此文使用的“受理诉讼”这一法律术语,虽然可见于清律,但一则非时人习见习用之语,二则作者使用时贯注了现代法律概念中关于诉讼受理的因素于其中,故其概念分析中,或有与古人断案实际情形不尽符合的细微差异,这里需要说明。罗志田先生指出,研治历史,最好运用时人习用之概念术语,方能最大程度上接近时人思想以及社会之实际状况,即所谓“不改原文一字”而能“开启新的意义体系”。对此可参见罗志田:《东风与西风》,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这一方法,亦适合于法律史之研究。巩富文先生对古代法官责任的研究十分深入,颇具特色,惟此以今人法律眼光,使用现代法律术语之处,所存在的问题,须特别指明。下文将有多处引用其研究成果,不再另加说明。)清律上关于诉讼受理有明确规定:“告杀人及强盗不受理者,杖八十。”(注:《清律·刑律·诉讼》“告状不受理条”。)既然沈喻氏提起告诉,且所诉者疑为毒杀,则刘锡彤依律必须受理,刘也确实受理,并迅速赶到验尸现场。

  紧接着,关于验尸则系命案中证据采集步骤的重中之重,历代律例规定皆有定则,期限、程序都有严格规定,至于技术细则,则以《洗冤录》为法定标准。《大清律例》“检验尸伤不以实”条规定:

  “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扶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扶同尸状者,罪亦如之,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出入人罪论。赃重者,以枉法各从重论。”(注:《清律·刑律·断狱》“检验尸伤不以实”条。)

  从案情看,刘锡彤很快便与门丁忤作到葛品连停尸处,并未延误时间导致尸变。但在验尸结果上,产生了问题。以下几个情节违反了法律规定:

  一,依法律规定,试毒的银针应当用皂角水多次擦洗,而仵作沈祥忘记了擦洗。二,尸身情形类似于服烟毒而死,与《洗冤录》所载之服砒霜之毒而死的情形应有差异。沈祥只报为中毒而死,却未报中何毒而死。三,沈祥与门丁沈彩泉就尸体状况发生争执,由于沈彩泉听信流言及陈竹生之言,认为葛品连必为谋杀而非自杀,服烟土则必为自杀,故坚持认为尸体征状为中砒毒。对此刘锡彤没有细问,而轻信陈竹生与沈彩泉之偏见。这些违法情节成为后来刘锡彤被定罪的重要依据。

  在主观前见的误导下,又有失之草率、马虎的验尸过所程导致的不精确验尸结果作为证据,刘锡彤自然内心已经认定葛品连之死必为谋杀。葛品连之妻小白菜就成为当然的头号嫌疑。

  接下来的审理活动,就是提审小白菜,拘捕杨乃武了。小白菜系由验尸现场拘捕回县衙,杨乃武系小白菜招供后次日即由书办与民壮拘捕,葛毕氏与杨二人皆为杀人案疑犯,依律当逮捕归案,刘锡彤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二人并非盗匪,而为女性和绅士,并非盗匪,故逮捕过程,无甚难度,没有突破律定期限。(注:参见《清律·刑律·捕亡》中相关规定。)刘锡彤完成逮捕二人的行动称得上迅速。

  但为迅速破案,诉诸刑求,则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古代法学由于缺乏现代科学技术条件,取证技术与能力有限,故而极重口供,法律规定口供为定罪所必须之证据。而欲求口供,则不免刑讯,因此,法律承认刑讯的合法性,但为免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各朝代对刑讯的条件、程序、刑具、施刑部位等亦有严格规定,超出此范围则为非法。清律对此规定极为详尽。

  关于刑讯条件,清律规定为:“强盗、人命及情罪重大案件,正犯及干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后竟改供,准夹讯外,其别项小事,概不许滥用夹棍。”(注:《清律·刑律·断狱》“故禁故勘平人”条。)由此看,此案系人命大案,且存疑点,符合刑讯要求的要件。但用刑的尺度,则大大超过了法律的规定。清律规定刑具规格:

  “夹棍中框木长三尺四寸,两旁木各长三尺,上圆下方,圆头各洞一寸八分,方头各洞二寸,从下量至六寸处,凿成圆窝四个,面方各一寸六分,深各七分。拶指以五根原木为之,各长七寸,径围各四分五厘。用绳穿连小圆木,套入手指,用力紧收,使人极疼痛”。(注:《清律·名例》所附条例“五刑”条。)

  《申报》所谓“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也许是取自街谈巷议的想象、臆测之语,带有一定夸张色彩,但考其时刑讯之风,则可见其刑讯程度必远过于清律之要求。此时距葛品连身死尚不足十日,刘锡彤急欲用此重刑,可推知,一方面乃求快速结案之心使然,另外一方面则也与其心存偏见,认定小白菜为凶手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刑讯过于酷烈,有违法律规定,但这并非刘锡彤获惩罚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详后。

  由于对杨乃武不能用刑,而小白菜已在刑讯下招供,可以认为案件初审已结,于是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小白菜及相关案卷解至杭州。关于押解过程,清律亦有规定,不过于时间、程序上皆无不合于律之处,此处从略。(注: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刘定宇、沈家彝:《承发吏制度比较研究》,载《中华法学杂志》第4卷,第6-7号(1936年)。)

  至此,初审程序可谓结束,刘锡彤法律上初审之职责已经完成。然在复审程序及后程序中,刘锡彤尚有违反法律规定之作为。需要注意的是,在上报案卷时,刘锡彤压下了杨乃武家人所提交的证明他于小白菜所供交付砒霜的五日并不在余杭城的公禀。对藏匿可能有效的证据的这一行为,虽然清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却显然可以依照《清律》“诈伪”卷中规定比附定罪。诈伪一卷中规定:

  “凡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杖一百,徒三年。非密而妄言有密者,加一等。若奉制推按问事,报上不以实者,杖八十,徒二年。事重者,以出入人罪论。”(注:《清律·刑律·诈伪》“对制上书诈不以实”条。)

  刘锡彤藏匿证据,显然属于“报上不以实”之行为的范围。如果说验尸疏漏尚属业务不纯熟,乃无心之失。至此,刘锡彤已经走上故意采取行动,试图影响案件结果的道路。

  在复审中,杭州知府陈鲁对杨乃武加以重刑,杨乃武熬刑不住只得供认与小白菜有奸并指示其下毒谋害葛品连,并编造了砒霜来源,说砒霜购买自仓前镇爱仁药店钱宝生。陈鲁以为案情已大白,于是命刘锡彤取得钱宝生之口供,俟后即可定案。

  刘锡彤于是派陈竹生与钱坦窜供,这样一来浙江巡抚杨昌浚派出候补知县郑锡滓对钱坦进行的暗访亦不可能推翻原判。刘锡彤这一作为,又一次违犯了“对制上书诈不以实”的规定。此后,案情发展起伏跌宕,但本文主角刘锡彤法律上基于职务的行为已经完成,故不赘述。至于刘之作为,其中不合于律之处,已述如上;其行为合于律之处,因本文意图非在揭示清代州县审判全过程,故仅稍微提及。以下就刘所受惩处稍做交代。

  据刑部满尚书皂保,汉尚书桑春荣等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具题上奏的《复验葛品连系无毒病死,请将相验不实之余杭令刘锡彤革职提讯》折,刑部对刘的法律责任确认大略为“辩验未真,误将口鼻出血,身上青黑起泡认作服红砒毒。”(注:《复验葛品连系无毒病死,请将相验不实之余杭令刘锡彤革职提讯折》,转引自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至于刘“有无故勘情弊”,此时刑部尚未审定。经过刑部对承审各官的审理,到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则已经将刘锡彤的基本违法行为归纳为1.“诬认尸毒”,2.“串供”。此外,则承认“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且“原验官、仵亦无有心捏报情事。”据此,刑部对刘锡彤的罪行描述及处罚建议为:

  “已革除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惟始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诬服,并嘱令章浚函致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以失入死罪未决本律拟徒,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注:《浙江民人葛晶连身死案审明定拟由》,转引自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07页。)

  同日,光绪上谕准此奏。(注:参见《清德宗实录》本日之记载。)对刘锡彤的处罚遂定。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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