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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冤狱: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由于对杨乃武不能用刑,而小白菜已在刑讯下招供,可以认为案件初审已结,于是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小白菜及相关案卷解至杭州。刘锡彤于是派陈竹生与钱坦窜供,这样一来浙江巡抚杨昌浚派出候补知县郑锡滓对钱坦进行的暗访亦不可能推翻原判。

    四、对刘锡彤之作为的心理分析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清律法网之密,以及对司法官吏处罚之严厉。但是,实际上,若依当时官吏专业知识程度,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法理学之演进状况,若要刘锡彤依律判案而无枉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务”。(注:囿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故下文主要从刘的心理出发作一简要分析。上述刑部定案之奏折,用语颇值玩味,仔细解读之,可发现极具价值,故分析由此开始,并由此定罪结论回溯刘锡彤之心理。)

  刑部折中既然已有“诬认尸毒”与“串供”之语,又有“任听仵作草率相验”、“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刑逼葛毕氏诬服”、“诱勒具结,罗织成狱”等语,可知刑部已经将这些行为认定为作为法律事实的刘锡彤的作为。那么,这些显系触犯刑律的行为,该当何种处罚呢?揆诸清律,(注:以下所引律条,为上文已引并说明出处者从略。)可知,因“(对尸体)检验不实”,应“以失出入人罪论”;而“诱勒具结,罗织成狱”皆属于“诈不以实”,按律,“诈不以实者,杖一百,徒三年……事重者,以出入人罪论。”此处出入人罪,当为故出入人罪。至于“刑逼”,清律未载何等处罚。从刑部奏折看,对刘锡彤原拟为“以失入死罪未决本律拟徒”,大约与上述律载处罚相当,但或许由于违犯上述任何一条,即当拟徒罪,而刘所犯不止一条,故刑部拟对其处“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的流刑。虽则清律无今人所谓之“数罪并罚”规定,但数罪合并处罚当加重量刑,亦与当时情理相符。

  由此可见刑部判决意见似乎逻辑十分严密,无懈可击。但是仔细解读此折,从一、二关键字眼,却可发现问题。查此折,有“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与“原验官、仵亦无有心捏报情事”字眼。这不是与同一奏折中“任听仵作草率相验,捏报擦洗银针”以及“嘱令章浚函致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等语矛盾吗?“故意”与“过失”之犯,律例处罚向来差别显著。何以此处矛盾至此?是刑部官员行文用语有误吗?

  这一可能基本上可以排除。刑部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其权威性与专业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历来刑部奏稿、说贴,特别是由满汉尚书与各侍郎等一、二品大员具题的奏稿,用词向来极其考究,务求精确,可以说无一字不推敲而后定,(注:有关刑部堂官关于定案奏折写作之审慎精核,可参见杨昂:《清季法学大家赵舒翘先生年谱》(未刊稿),可下载自http://bbs.ytht.edu.cn,premodern文集。)尤其在此案惊动天下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则可知刑部奏折用语看似自相矛盾之处,实为精心所作。解读此矛盾的关键,即在“尚非”及“亦无有心”等语。所谓“尚非故勘故入”,即“还算不上故勘故入”,用语十分模糊,反过来解读此句,则将该句解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算得上故勘故入”,亦无不可,“故”、“过”之间,界限就这样被一句“尚非”的定语模糊了。而所谓“亦无有心捏报”一句,其实文法不通。既为“捏报”,自然是故意,亦即“有心”,何必多此一修饰词?可知刑部之意为隐指“虽系捏报,却眉无心”。既然是“捏报”,“捏”字可见故意,又为何属于“无心”?且同折后文又有“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之句。可见刑部之意,应认为刘锡彤所犯之罪,当属于故意。既然属于故意,缘何还要有意为之文饰?唯一合理解释是,刑部在量刑时,考量律例规定审判程序与官员实际审判过程之间的差异,体谅了刘锡彤审判活动中“不得不如此之”之困境,故而在严厉的罪状陈述之前(欲服监察官员及天下人,不得不如此),又加上“从轻情节”,方能得以判其流刑,正好介于故出人罪至死所当判的死刑(注:《清律·刑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凡官司出入人罪,全出全入,以全罪论,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至死者,坐以死罪。”刘锡彤判小白菜以凌迟刑,如依律断,则已当坐以死罪。)与过失出人罪当判的徒刑之间。至于刑讯逼供超过法定尺度,则根本不在判决理由之中,则可见其时刑讯逼供实已用滥,律例规定不过具文,(注:参见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违法行刑的责任制度》,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法不责众,自然对此情节不加考量。

  那么,为什么在皇帝(太后)、监察御使、京官、传媒(申报与各邸报)各方面势力密切关注下,刑部官员尚欲为其说项?当时刑部官员,由于自身即为刑官,富有审判经验且深明法理,甚至不少还曾外放为疆吏,深谙基层审判之实际情形,(注:清代刑部高级司法官员培养的常规,往往先在刑部为司员,然后外放地方,最后拔擢回刑部任堂官或重要部门司官,所以多兼备地方与中央各级狱讼知识。对此,黄静嘉、李贵连先生皆有论述。参见黄静嘉:《读例存疑重刊本序》,收入薛允升著,黄静嘉整理《读例存疑》重刊本,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他们深知,如果按照律例规定判案,则基层审判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例如,因具体负责主审杨乃武案而声名鹊起的刑部官员之一刚毅,即为科举正途出身,律学渊深,并极富基层审判经验之律学大家,(注:参见《清史稿》本传及《清史列传》本传。本节所引刑部奏折为最终定案之折,署名为刑部各堂官,刚毅此时尚为低品级的司官,则此折是否由刚毅撰稿,还须进一步考证;惟刚毅能代表此案主审大多数刑部官员的状况则属定然。)以他的阅历,自不免对刘锡彤之案作一番“设身处地的考虑”,从而对其处境能产生一种所谓“了解之同情”。

  考察此案,从主观角度看,余杭知县刘锡彤实在无太多可指责之处。首先,从案发到案结,刘锡彤始终没有收受贿赂,故清律“受赃”各条均无触犯,刘并无为贪赃而枉法之犯意;其次,从接呈、受理、验尸、孥捕、审理、定案、上报等各步骤看,刘锡彤完全没有拖延时间,超过清律“捕亡”卷各条与“断狱”卷“淹禁”等条所定的各步程序之期限,甚至从接到沈葛氏之呈文到初审审结,将案卷与人犯上交杭州府的全过程,一共还不到十天。以十九世纪末叶审判技术、证据采集分析技术、交通发达程度而言,已可谓“神速”。由此可见,刘锡彤办案实不可谓“消极”。由是可知,刘锡彤既非“贪污”,亦非“无能”。则传统认知中对“代表统治阶级”的“清末封建官吏”的“贪污无能”的描述,至少不适用于本案,不适用于本案初审过程,而中央刑部官员由上述可知亦非敷衍塞责的无能之辈——至于案子闹大之后,与杨乃武关系密切的浙江京官的活动,以及涉案各部吏与疆吏之间的回护,则更多属于政治范畴,非法律史研究所预设的框架能容纳与研讨,故不论。

  那么,刘锡彤之过失何来?笔者以为,或可归因于律例所规定断狱官员之职责过严,违法之处罚过苛,与其时社会、经济、法理之发展,及基层官员之法律知识与所能掌控之司法资源,极不相适。清律制定早在清初,多因袭明律,在承平之时代,如康雍之际,因人口相对较少,社会相对稳定,这一法律体系或尚能运作顺畅而无大碍。而至杨乃武案发之时,则已至所谓“同治中兴”之末,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单从人口数字看,就已经增加近一亿,(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就算社会结构没有变化,诉讼之人口与比没有因为人口密度增加而增加,诉讼案本身也应有50%以上增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法律体制却无相应改革,甚至同治九年以后,数十年中基本没有修例。(注:参见《清史稿·刑法志》与《清史稿·薛允升传》。)法律“合因时而变”,这时的社会变化较以往为大,法律修订的速度应该较以往更快才合乎常理,但实际上,却较之以往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修律常态还更慢。从这一绝大的诡论性(paradoxical)现象,尤能见这一时代之法制体系在因应社会变革上的茫然与无力。借用一个中国经济史的术语,我们或可称之为法制的“内卷化”。(注:这里只是借用黄宗智先生所用的“内卷化”这一词汇,与其思想、理论体系完全无涉,故此特别说明,还请读者仅从字面意思与笔者上下文的语境去理解此语。)刘锡彤正是这一法制内卷化时代中之一寻常断案官员。以下对其在此案中的心路历程稍作回溯。(注:因前文已详细重构案情过程,故细节从略。下引情节与断语主要出自《浙江民人葛品连身死案审明定拟由》,不再注明。)

  刘锡彤的第一个违反法律规定程序的行为是验尸中的草率。这一过程主要乃受仵作沈详、门丁沈彩泉的误判,主因“沈祥辩验不真”,次因生员陈竹生的误导。这一错误当为刘锡彤之过错。但身为知县的刘锡彤,不仅要处理阖县户籍、税收、钱谷、治安,还要兼理司法,出身科举的他能具有多少专业法律知识,尤其是专业的法医学知识?(注:关于古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知识构成,参见张伟仁:《清代的法律教育》,收入贺卫方主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如若不具备相应知识,则听取专业人员(仵作)的意见则为合理,以今人之法律观观之,其责实在仵作而不在刘锡彤。然彼时社会中,仵作、门丁,皆非掌司法权之“官”,而不过为执行司法命令之“胥吏”,与官员的关系并非独立而为依附,则法律责任记在刘锡彤身上又符彼时之情理。可见,这一法律规定与刘锡彤的知识背景已经决定了刘锡彤不错亦难。从刘锡彤本人主观意图出发,及时赶往现场,不可谓不“勤”,听取陈竹生意见,亦可算兼听则“明”,即当代司法用语中所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只不过街头巷尾之议,恰以猎奇为能事,夸张渲染为要旨,故实际上对刘锡彤产生了误导。

  尽管这一小错实非主观且难以避免,但一旦追查下来,责任不小,依律正官当杖六十,且以失入人罪论,杖六十虽非重刑,但以今人术语观之则属“身体刑”的范畴,其痛楚又岂是耆耋之龄的刘锡彤所能承受?其屈辱又岂是身为一方父母官的知县所能承受?故当上报案情和面对察访时,本非糊涂枉法的刘锡彤自然选择模糊细节,甚至隐瞒证据,坐犯更重之罪,实在是一错而不得不再错。刘锡彤先是隐瞒证据,犯“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条,依律当杖一百,徒三年;再唆使窜供,又犯同条,且其犯意已由“过”入“故”,兼之已坐小白菜死刑,依律则故入人以死罪,则亦坐死罪。至此,刘锡彤已经根本无法拥有一个现代的法官所拥有的超然、独立地位,而直与所判对象形成了“你死我活”的态势,情势如此,即冒天大风险,也不得不铤而走险,一错到底了——当然,冤案被扳回的风险有多大,则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注:关于清代冤狱平反比例的研究,是一个极具价值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法官断案之风险的高低,因而直接关系到清代各审级之间关系,以及司法运作的走向。对此,笔者尚未见有可信之说。因为既有研究,其估算最确者,所用数据不过根据刑部档案中所见刑部驳案与上诉案件总数之比而推知。惟此推算逻辑上根本无法站住脚,因为由此只能得知已经被平反冤狱数,而更多冤狱,由于未被平反,则从法理上根本无从得知其为冤狱,但显然又不能将所有上诉之案皆视为冤案。所以,就目前研究进展而言,对清季冤狱之状况,只能存在个案的描述,尚不能得出统计的确数。)但不论其或然率多大,总胜于坐死罪,故刘锡彤的选择,可见其心理虽然冒险,但仍属理性。

  罪愈犯愈重,所当受之罚亦愈来愈重,越不能为其所承受,则唯一途径只有求于非法律的政治解决,终致形成有清一代常为世所诟病的“官官相护”的官场局面,而所牵连官员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大,终于闹得不可收拾。这大概就是清代无数冤案本由小错产生,却逐渐牵连,最终坐为巨案的普遍过程吧。即以所谓“晚清四大冤案”(注:所谓“四大冤案”的说法来自民间传闻,故未有确切定论。所谓四大案,一般公认者有三,即河南王树文案、江宁三牌楼案、余杭杨乃武案,还有一案为何则众说纷纭,主要有“换子案”、“杨月楼案”,甚至“文祥刺马案”(此案虽为巨案,但非冤案,故民间传说中又有“四大巨案”的名目。此处不论,仅存一说。))论,其过程莫不如此。虽然其案具体情形相差甚大,造成冤案之主审官故、过之心态亦各不同——如河南镇子王树文案,成因在于衙役贪污,属于故意,(注:赵舒翘:《豫案存稿》,收入王步瀛辑《慎斋文集》,西安,1933年自印。)与杨乃武案中刘锡彤始为过失相差甚远。但是不论故、过,最终都一错再错,酿成巨案。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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