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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冤狱: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由于对杨乃武不能用刑,而小白菜已在刑讯下招供,可以认为案件初审已结,于是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小白菜及相关案卷解至杭州。刘锡彤于是派陈竹生与钱坦窜供,这样一来浙江巡抚杨昌浚派出候补知县郑锡滓对钱坦进行的暗访亦不可能推翻原判。

    五、结语

   综上可知,在清代狱讼制度中,实在有一种导致冤狱发生的潜在机制。而导致冤狱之直接渊薮,当为清朝失之理性的政治、诉讼体制,包括清律规定过严之官员决狱之责任。一方面,从体制上讲,中国传统社会大多要求地方长官亲理狱讼,而通过科举而入仕途的官员,先天缺乏决狱理讼的专业知识,在威权体制下,错罚错判似乎容易成为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严格的责任制度,又给官员们枉法裁判提供了一种动力。在清朝,对承审官员,律例既有不得作为之规定,亦有不得不作为之规定,看似罗网严密、衔接无缝,但是揆诸实际情形,则多有龃龉抵触之处。而承审官员慑于律例之严厉处罚,为图尽其法律上之职责,常陷身于进退两难之境地,顾此失彼,动辄得咎。(注:对此,可参见巩富文先生的研究,他穷举古代法官的责任,阕为十六端:“违法受诉的责任”、“违法羁押的责任”、“违法逮捕的责任”、“违法检验[证据]的责任”、“强令为证的责任”、“违法管辖的责任”、“违法回避的责任”、“[不]躬亲鞠狱的责任”、“状外求罪的责任”、“违法刑讯的责任”、“同职连坐的责任”、“[不]援法断罪的责任”、“违法宣判的责任”、“出入人罪的责任”、“演禁不决的责任”、“违法行刑的责任”,其中绝大部分皆适用于清代断狱官吏,故而谓其动辄得咎,决不为过。见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一步不慎,重罚即至,故往往只能将错就错、掩饰弥缝,进而由小错酿成巨案。这在清代讼狱官司之中,实属司空见惯。刘锡彤之审杨乃武案,不过是千万此种案件之一而已,只不过因为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与《申报》报道,方才震动天下,闾巷遍传。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于影响巨大,关于此案的传世文献甚多,且此案案情复杂,涉及清代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尚有极多可研究的余地,本文囿于篇幅,未有论述,对这一珍贵案例资料的更进一步的研究,能否探骊得珠,尚有以待也.

  郑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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