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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出生记

1977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广西桂林某冶金系统国营工厂,俄文翻译张秉衡被叫到工厂领导办公室。当时,中国大地刚刚平息十年动乱,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着的教科书却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200名教材“写手”聚京城

  1977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广西桂林某冶金系统国营工厂,俄文翻译张秉衡被叫到工厂领导办公室。

  “刚刚接到南宁来的电话通知,中央来急电点名抽调你去北京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明早就出发。车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看来领导也被这来自中央的调令“唬”住了。

  去北京干什么,要去多久?领导一无所知,张秉衡也是一片茫然。他后来成为《日瓦格医生》中文版翻译者之一,是位优秀的俄文翻译家。文革开始前,他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俄语编辑室,编写了多年的中学教科书。1966年,张秉衡随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五七干校”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锻炼。1972年,干校宣布解散,人员重新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这家广西工厂,从事俄文翻译。5年很快过去了,正当他怀疑自己是否就要一直扎根在祖国南疆时,命运奇迹般地有了转机。

  当张秉衡赶回久违的北京,来到指定报到地点——北京西苑大旅社(今天北京西苑饭店),他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在忙碌着,那是人教社的老领导和老同事。看到大家脸上轻松的笑容,他似乎明白,自己要正式归队了。

  这批人在西苑大旅社安顿下来,之后陆续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他们的队伍中。其中有原人教社的编辑,也有来自全国各大学、中学、小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大家都有几分兴奋,神秘地传递着一个内部消息,“是小平同志亲自批准调我们来北京的”。而来北京的任务则是,在一年多时间内新编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当时,中国大地刚刚平息十年动乱,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着的教科书却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通过计算,我们得知贫农张大伯被剥削的利息是33元。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不但用出租土地的方式剥削农民,同时还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吸吮贫下中农的血汗,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起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天堂,像张大伯这样遭遇的贫下中农何止千百万。……(类似的文字后面还有数百字)”。今天的读者能够想象这就是当时学生们手里捧着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的内容吗?其实,这一时期的各种教科书都是如此,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会有大段这样与学科无关的内容穿插其间。而一些文科教科书如政治、历史、语文干脆就取消或者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文。为了片面突出“联系生产实际”“为工农兵服务”,有的地方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至于学科的基础知识,则零星散乱,支离破碎。

  张秉衡和同事们收集来大量文革期间的各地教科书进行研读,一边翻阅,一边摇头。之前的十多年,国家教育系统被严重摧残,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各地革委会就各自为战,编出来五花八门的教科书。虽有少量严肃认真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在极左思潮下产生的“四不像”。最后,大家还是把目光投向距离“文革”最近的一套国家统编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3年编写完毕,曾被认为是建国以来体例最完备、质量上乘的教科书。可是,在“文革”爆发前两年,这套书就因为政治风云而停止使用了。至于“文革”爆发之后,这些以往的教科书更是被斥为“封资修大杂烩”,全部废弃。作为负责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的专业机构,人教社的全体人员被下放“五七干校”锻炼改造,之后又撤销出版社编制,人员分配到全国各地。

  面对这种状况,有良知的人不能听之任之,周恩来总理就曾经为此做出过努力。1972年,得知人教社被撤销建制,原来的社领导班子集体向总理写了一封信,直陈人教社存在的必要,恳请恢复建制。信辗转递到周恩来手中,他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马上指示有关部门着手恢复人教社。同年8月12日,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新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通知》并组成筹建组,回调编辑干部。为了不激起更大矛盾,特地用“新建”而不是“恢复”的名义,但筹建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艰难。直到文革结束,只调回原有编辑干部几十人,并且不准编写教科书。

  1977年初,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针对基础教育,他指出:“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

  根据他的指示,教育部立即着手组织教材编写队伍,并请求中央批准从各地抽调大批有经验的专家、编辑干部。邓小平很快批准,“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一张张调令紧急发往全国各地,张秉衡和他的新老同事们从各自工作岗位赶赴北京。很短时间内,200多人的编辑队伍集结完毕。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浦通修,文革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是这次教材编写工作的“总指挥”。他后来撰文回忆: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要的困难就是能解决吃住和办公的房子。我们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也没法给编辑干部们找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没钱啊,谁也不能让你白住。恰巧有一位领导人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小平同志和一些国家领导人都去了。我冒失地闯到他面前,跟他说了这桩难事。他马上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叫过来,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事情就很快解决了。200多位干部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正因为这是件邓小平眼中“关键要紧的事情”,上上下下都极度重视。为1978年秋季开学的中小学生奉献一套全新的统编教科书,成为当时教育战线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副总理方毅亲自主抓,教育部为此还特聘了45名各学科一流专家作为教材编写顾问,包括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吴文俊等等,阵容空前强大。

  安顿下来后,编辑干部们很快分头忙碌起来。

  “无论家是否在北京,所有人都集中食宿,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当时在历史编写组的人教社老编审王宏志说

  很快,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这在历史、语文、政治、地理等文科教材的编写中,又是无法绕开的。

  “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原则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于是,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问题,向中央进行请示。邓小平很快批示“原则同意”。特别在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文献。

  但当时毕竟是“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政治气候还有些“乍暖还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极左”思潮的烙印还是可见。比如,在最后定稿的历史教科书中,孔子一章的标题依然是“孔子的反动思想”。而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课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论、领袖讲话、毛选著作选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

  当然,随着思想“坚冰”的初步消融,人们也开始表现出敢于表达自身判断的勇气。作家、人教社老编审刘国正回忆,在中学语文教材的最初选文中,编写组拟选入郭沫若的一首词,是反映粉碎“四人帮”的,在当时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人教社老社长、顾问叶圣陶先生看了,表示反对,他说:“粉碎‘四人帮’是庄严的题目,此作却是随便凑合,不甚得体。不能因这首词在电台广播和集会歌唱的时候经常听见,不能因作者的名氏是人所共仰,就把它选入课本里”。不惟名人,不惟权威,只为“真理”,这才是合理的选材标准。

  应该说,这就是那个特殊而真实的年代,人们刚刚从噩梦中苏醒,有身不由己的思想“惯性”,也有痛苦的决裂反思。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必要。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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