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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为备战上马 苏联撤专家釜底抽薪

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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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条地铁 一号线 

  节选自黄加佳:《新中国第一条地铁诞生始末》《北京日报》

  在北京日益成为一座“地铁上的城市”的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的第一条地铁,也是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最初是如何诞生的……

  “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

  1953年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国内和苏联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共同完成的。

  它不但对北京城市的规模、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作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建国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现实问题,中央当然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1950年6月,建国刚刚半年的新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了台湾海峡。浓烈的火药味,包围着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战备理所应当地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因素。

  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对地铁的战备功用深有体会。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避弹掩体,更成为了苏军的战时指挥部。

  开战不久,苏军总参谋部就迁入地铁“白俄罗斯”车站,并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最危急的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指挥部也迁入“基洛夫地铁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更涌入地铁,无论有无警报,他们每晚都到那里过夜。地铁的战备功能,在二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这无疑给了新中国领导人们很大启发。

  然而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这一年,原本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工程师谢仁德,正准备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可出乎意料的是,组织上却把他调到了北京参与地铁筹建。这位曾经与茅以升共事过的老工程师十分诧异,那时他对于地铁的认识仅限于知道那是一种在地下行驶的机车。如何修建,毫不了解。

  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北京市委在1954年10月报送中央的报告中请求“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

  两年后,在国务院的安排下,由五人组成的苏联专家组来到北京。专家组组长是莫斯科地铁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参加过1931年莫斯科地铁建设。

  同那一时期来华的众多苏联专家一样,他们不但带来了大量莫斯科地铁的详尽技术资料和丰富经验,甚至还为中国的技术人员作了多次扫盲性质的地铁技术讲座。

  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同时,专家们还参与了拟定北京地铁远景规划方案和地铁工程的线路选择、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在苏联专家带来苏联地铁范本的同时,大量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1953年到1960年之间,被送往苏联学习地下铁道工程的中国学生陆陆续续有几千人。他们从规划设计到工程施工等各个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技术。回国后,他们带着从苏联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充实到与地铁有关的各个领域,在发展自主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带回了深刻的苏联模式。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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