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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女红卫兵最具暴力倾向 抡皮带抽人

在“文革”中,有另一种现象也很值得分析研究,那就是—凡重点中学的红卫兵,有高中的中学的红卫兵,和各大城市的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以及最差的中学的红卫兵,其“革命”皆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

梁晓声忆女红卫兵:抡皮带抽人 凌辱人别出心裁

 本文摘自《似梦人生》,作者:梁晓声,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在“文革”中,有另一种现象也很值得分析研究,那就是—凡重点中学的红卫兵,有高中的中学的红卫兵,和各大城市的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以及最差的中学的红卫兵,其“革命”皆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

  哈尔滨市的几所中学当年又叫“工读中学”,其学生成分较为复杂,有就近入学的,也有落榜后扩招的学生,还有经过短期劳教问题的少男少女。社会看待这类学校的目光难免带有成见甚至偏见,这类学校的学生也常常敏感到自己们是被划入另册的。所以他们的“造反”不无对社会进行公开报复的意味儿。前边分析到的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在这类学校较其他学校多。所以这类学校注定了是中学“文革”运动的重灾区。

  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一向心理优越,故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依然要证明自己的优越,依然要以“革命”的方式体味那一种优越的感觉。加之这些中学既曰重点,当然办学方针上“罪名”更多,因而给了这些中学的红卫兵们更大的“造反”理由和空间。好比这样的一种情形—幼儿园的阿姨问某些受偏爱的孩子:阿姨处处优待你,你怎么偏偏带头调皮?

  孩子回答:正因为你处处优待我,所以你有罪。

  他不是不喜欢被优待,而是带头“调皮”时,能体味到区别于其他调皮孩子的别一种优越感。这别一种优越感比一向被优待的优越感更能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尤其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们,一脚大学门里,一脚大学门外—“文革”正是在这种个人前途攸关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知他们:“革命”积极的可以继续上大学。高考制度废除了,上大学完全不需要考试,只以“革命”的表现来论资格。“革命”特别积极的,甚至可以直接培养为革命干部队伍的接班人。表现消极的,那只能怪你自己。那你白上高中了。这已经不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诱导了。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凡有高中的中学,几乎皆各级重点中学。这类学校的红卫兵“革命”精神高涨,实属必然。在这类学校,高中红卫兵是主角,初中红卫兵只不过是配角罢了。

  至于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们何以特别凶恶,我多年来一直想不大明白。但是我亲见过她们抡起皮带抽人时的狠劲儿,凌辱人时的别出心裁。仿佛在这一点上,要与某些凶恶的男红卫兵一比高下。真的,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或许,仅仅要以此方式引起男性们对自己们是不寻常之女性的性别注意?与如今某些女性以奇装异服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出于同念?

  当年,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往往大多数是“革命”行为不怎么暴烈的红卫兵。

  似合乎着这样的逻辑—平庸的环境中多出“平庸之辈”。

  我的中学母校恰是一所普通中学。

  我这个红卫兵在“文革”中不争的“温良恭俭让”,还因我的哥哥是从这所中学考入全市的头牌重点高中继而考上大学的。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到许多老师,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毕业生的弟弟,就是逼我,我也不愿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我下乡后,每年探家,甚至落户北京后每年探家,差不多总是要去看望我哥哥当年的班主任……

  还有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们,“革命”的暴力倾向当年也有目共睹。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将很快不再是学生。而他们其实留恋学生身份。红卫兵是他们以学生身份所进行的最后的人生表演。因为是最后的,所以格外投入,而且希望一再加场。

  当年哈尔滨市电力工程学校某红卫兵组织叫做“红色恐怖造反团”。它不但自认为是绝对红色的,而且确实追求恐怖行为。此红卫兵组织当年使许多哈尔滨人闻之不寒而栗。

  还以我的中学母校为例,三十余人虽然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余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也足以使一所中学变成他们随心所欲的“革命娱乐场”。母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数名老师遭到过他们的凌辱。比如被乱剪过头发,被用墨汁抹过“鬼脸”,被抄过家。

  而起码有半数学生,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不得不呼喊口号,以示自己对“文革”并无政治抵触。这实际上也等于直接支持了他们,间接伤害了被伤害者。有几次,我是这类红卫兵之一。仅仅为了一份合格的“文革”鉴定,我虽然违心但是毕竟参加过所谓的批斗会。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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