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大公历史 > 温故 > 正文

热闻

  • 图片

梁漱溟评毛泽东去世:人治的办法走到尽头

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

  事后他曾把写的检讨拿给长子看,梁培宽说,太偏于个人修养考虑而未从政治上考虑--写检讨应多说政治上的错误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梁培恕看了他会上的发言提纲,劝他相信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你要配合他们。许多年后他觉得对不起父亲--“即使我少年时那般不安分,他都相信我,可是我竟然劝他不相信自己。”而梁漱溟的自我反省,仍不外乎个人修养:“功夫只在慎独,其他皆非可用力处。”

  奇怪的是,开过会后他的“问题”被挂了起来,不做结论不给处分,有些开会通知乃至宴会(如公宴金日成)请帖仍送上门来。只是,1955年邹平县公安局曾在全县范围内3次收缴与乡建运动有关的物件,力图没有遗漏。

  事件之后,毛泽东、周恩来与梁漱溟再没有来往。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几天,梁培恕和父亲提到,从报上的照片看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好。梁漱溟说,“肯定过不了今年。”梁培恕震惊得呆了几分钟,说,“总理和主席在同一年逝世,那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梁漱溟说,“就这个意思。”9月,毛泽东逝世。17日,政协宣布次日追悼大会安排,说他不必参加。街道革委会的同志找上门来,约他第二天看电视转播。他如约去看。

  两位领导人的追悼活动都将梁漱溟摒于门外,但他比许多人更肯定两人的功绩。他曾向人说,周恩来差不多是一个完人。对毛泽东,他说“此公自是世界历史上卓出之伟大人物”。“你不要以为始终是一个毛泽东。他在变,你不能拿他的一段、一角来概括或推论他的前头或后头。那不行。所以实质上没有一个毛泽东,而是有无数毛泽东。是前后变化的,种种不同的毛泽东。”

  匹夫不可夺志

  共产党有自己的路线,“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在政治主张上梁漱溟一度失去了自信,“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拟写中共从何而得以挽救中国”。1957年别人以为他要鸣放,他并没有。次年全国国家干部向党交心,他说,心里虽然有冲突,国家统一稳定是事实,“不服自服”。“尽管自己一时不够明白亦拥护,拥护总不会错的”。但,“在决心拥护之中而有时候出之不很自然,特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此”。

  比如他说自己改造不了出世思想。于是“每位先生对我提意见都说到这个问题”,说这是拒绝为人民服务。因为政协委员们不都懂佛学,他为他们解说,并说自己承认,马列主义作为世间法完全对,但马列主义不承认出世说,结果是“我承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承认我”。至于为人民服务,他愿意到偏远乡村去推广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大家还指责他很少发言“帮助”别人。他请过几次假想留点时间写《人心与人生》,却困惑能否在“作拥护党的公民的前提下,从事研究写作”。

  1953年后,他当了二十余年“反面教员”,渐渐明白“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在前者”。他仍然明知某些话不能说还是忍不住要说。“文革”中政协受冲击,到1969年春才在军代表主持下勉强恢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梁漱溟还要当3次反面教员。

  一次是“批林批孔”运动。他先是说了对于林彪的意见:“林彪无路线可言”,“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而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被认为是把路线斗争说成了权力之争,有意反对领导党的定论。

  对批孔他原想不发言,终因不能坐视误导写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经江青点名,政协的批斗集中到了他身上。1974年1月到9月,先是每周4次批判会,后减至3次,8月减至1次。每次批判他都认真听,批判间歇还打太极拳。9月下旬举行各组联席会议,主持者问他感想,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习惯了批判一方获胜的主持者惊愕之余让他作解释。他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志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一人,无权无势。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另两次是议论宪法。

  • 责任编辑:陈永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