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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评毛泽东去世:人治的办法走到尽头

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

  20年前的革命家

  虽是人微言轻的小官员,梁济却几乎有些过分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并无时不为国运烦忧。但他看到的却是:天灾连连,“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和朋友谈起,对方“泛泛酬答”,王公贵族则把自己当局外人,全不替百姓操心。甲午发生战事,日本兵还在朝鲜,已经有一两百官员带着家眷逃出北京。这怎不叫人悲愤!

  好在还有个同道彭翼仲。1902年,梁济赞助他创办了北京第一家面向普通人的白话报《京话日报》。这段社论尽显他们开启民智之心:“……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今日是怎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业当做与自己无干。”

  梁济并非保守分子,而是开明的改良派(后来,胡适称他为“20年前的革命家”)。他很赞同戊戌变法,但认为短时间内颁布过多政策操之过急,曾经草拟奏章建议谨慎实行,尚未上书百日维新已经失败。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慨然欲挂冠去”,却又不忍独善其身,于是想写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规劝性的意见,还没写完武昌起义已经成功。

  他认为中国积弱全因为读书人专务虚文,所以一贯主张务实的精神。189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他常和熟悉洋务的人谈论世界大势,以不能远游他国为憾,而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

  尽管本人以科举入仕,梁济却决意不再让儿辈走这条窄路。他和妻子张春漪共有4个孩子。长子梁焕鼐生于188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次子梁焕鼎(梁漱溟)生于1893年,生于1894、1896年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次年北京出现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把他送入这所学校,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不久义和团杀信洋教或念洋书之人,英文念不成了。因为社会动荡,梁漱溟不断转校,前后念了两次家塾和4个小学。

  梁济深悟自己幼年所受教育过于严苛,因此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梁漱溟从没挨过父亲的打,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压迫。

  14岁后,梁漱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梁济认为好便给予鼓励,不同意也只是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从不干涉。起先儿子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轻时的作为;两人谈论起时事也往往意见相合,所以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像我)。进入民国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却一如既往好谈,于是不免不欢而罢。有时梁济已经睡下了,儿子还站在床前大声说个不停,他也并不喝止。许多年后梁漱溟感叹:“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

  “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

  梁济的自杀令人诧异。从他之前在生活中的表现,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以身殉清的意向。而事实是清帝逊位之后没几天,殉身的念头就开始在梁济心头盘旋。1912年6月他参加同乡团拜时,在神明和父亲灵位前暗自立誓:“必将死义,以救末俗”、“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1913年他几次去天安门观察环境,看到有巡逻,怕自杀遇救,只好改地,“其实心犹在天安门下也”。

  有许多事延迟了他的行动。7年之后的自杀只是达成宿诺。但他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吗?为什么要为逝去的王朝殉身呢?

  辛亥革命时,得知梁漱溟参加了革命组织,他劝告儿子说,立宪就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呢?如果大势不可挽回,我何尝不想国家由此有一转机?但我们家几代做清朝的官,就等天命决定好了,别跟着他们造反。儿子不肯听,他也没有强求。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时他并不欢欣,反而写信劝张放弃,“屯兵养望,监督民国实行仁义之政”。在遗书中,他说自己“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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