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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评毛泽东去世:人治的办法走到尽头

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

  普通人一到晚年多半希望能有孙辈,梁济不例外。他自杀前,大儿子梁焕鼐结婚10年,只生了两个女儿,按传统观念说,梁家尚无人传宗接代,但他始终没跟梁漱溟提结婚的事。他希望儿子继续学业也并不催促,任由他在家闲居了两三年。在那段时间,梁漱溟沉浸于佛学中,甚至想出家。1913年7月,他给舅父张耀曾写信提到决心当和尚的事,说以前和尚可以托钵化缘,现在恐怕行不通,他近来致力于医学,将来可能当和尚而以行医维持生计。“读书人皆求理想之实现者也”,而不能先考虑行不行得通。

  读佛学的成果之一,是有感于友人黄远生被刺写就的《究元决疑论》,认为人生惟一的出路就是皈依佛法。但出世固然好,如果能领悟佛法,入世也不妨。很有意味的是,他认为,人类社会由图腾时代进化到宗法时代,再进化到军国时代,最终会渐进于社会主义。到那时候,人类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极度灵敏,消除痛苦的人世方法已经穷尽,唯有佛法能使人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促进进化的入世者,也可以说是在促进佛法的成功。

  此文不但自己当时很满意,后来还引出好些朋友关系。蔡元培就是在读过后才决定请他去北大教印度哲学。

  为佛陀、孔子出一口气

  1916年,因张耀曾(时任司法总长)推荐,梁漱溟走出书斋,担任司法部秘书。第二年张耀曾下野,他也离职南游。10月,返回北京,有感于旅途中所见军阀战祸,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阻止内战,培植民主力量。他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人,稍后来北大任教,在教员休息室放了些。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记下一笔: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

  到北大第一天,梁漱溟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1918年11月7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中人,然后办了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他说自己已决意出家,出家前留出一两年为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开个头。但他刚将自己的意见“略微讲了一个梗概”,3天之后,父亲梁济就自杀了--他最终没有活着看到儿子回归他所信奉的儒家。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朝夕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青年派”相处,倾心东方旧文化的梁漱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但他不肯盲从而要寻找自己的路,“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不对也好,总会对的。”

  1920年春,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一种和乐的人生观贯穿《论语》全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当年秋天,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三大体系都是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看有3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一是社会生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一是物质生活,如饮食起居。

  人类所遇到的问题有3种:一是人对于“物”的问题,障碍是自然界,可以解决;二是人对于“人”的问题,障碍是他人的心智,能不能解决不由我个人决定;三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障碍是人的生命本身,性质上绝对不能解决。

  人类应付问题所持态度也有3种:一是向前去要求,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外在地解决问题;二是变换自己的意愿,调和与对方的关系,反求诸己,使自己适应这样的境地,内在地解决问题;三是以取消问题为解决,以根本不发生要求为最高满足。“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古希腊人是第一种态度的代表;古中国人是第二种态度的代表;古印度人是第三种态度的代表。而目前人类还在第一种问题之下,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引入第二种问题。一旦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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