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大公历史 > 温故 > 正文

热闻

  • 图片

梁漱溟评毛泽东去世:人治的办法走到尽头

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

  两人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分歧比较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和诞生马列主义的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都不一样,中国革命因而也有其特殊性。毛泽东也认同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两人的对话到此为止。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的问题来看,恰又有共同的任务。因此“绝不相容”是人们的误解,而非势所必然。“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

  他曾嘱咐山东乡建同人:“严敌我界限,于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让步”,“对自己人让步即是对敌人进攻”。“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领导抗敌工作,吾人不必独树一帜,更不必争取领导地位”,“吾人对各党派团体一视同仁,但求有利抗敌,概无其他计较”,“对于他人领导的抗敌势力,绝对不予分化拉拢”。

  他还写了《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寄给《大公报》,建议组成一个党派联合体,政府成为无党派的执行机构。文章被国民党中宣部扣下。显然党派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1939年2月至10月,梁漱溟偕友人出入华北、华东战地。一路上他看到了些什么?他看到铁路、公路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中国军队如需穿越,只能在深夜急行军。他看到许多县城都被敌人掌握,许多土匪加入游击队。他看到各方面军队集中在敌人不到的地区,给养无不取之于当地百姓,乞食于老百姓时不问内容,先行吞咽。他看到有些地方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已经开始火并。“……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

  梁漱溟急切地回到后方想办法。他去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谈话,找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谈话,找蒋本人谈话。他对中共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的办法,特别说到一点:军队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中共答复:这和中共的理论有出入,但道理上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国民党这么办,我们就照办。张群则相当坦率:军队是蒋先生的命根,你要他命根怎么行?

  梁漱溟也知道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他不相信只有军队才是实力。在他看来,两大党以外的人有防止内战影响抗战的任务。国共以外小党派的朋友们原本就有联合之意。于是,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今农工民主党)、职教会、救国会、乡建派,加上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张澜、光明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他们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是在“皖南事变”后劝说中共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次劝驾不幸失败。不久,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任民盟国内关系委员会主席兼机关报社长,赴香港办报。费很大劲办起来的报纸,出版不到3个月就因日军进攻香港而停刊。

  从香港返回内地,他去了老家桂林。

  有两件事可以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一是共产党派人带了周恩来的密信来,请他去靠近他们的地区建立乡村建设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他开创出一个局面。一是蒋介石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自任会长,连发电报邀请他。两个邀请他都“没有什么考虑”就拒绝了,理由是“我不能靠近哪一边。靠近哪一边……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共产党失望,蒋介石失望,民盟同志也失望:他不和大家一起向蒋施加压力推动宪政。

  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梁漱溟避居两广之间的偏僻镇子八步。一年后他就在这里获知了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的消息,并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分5个小组:宪法起草、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出席军事组的民盟代表是梁漱溟和张东荪,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此外是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各二人。梁漱溟的“现役军人脱离党籍”提案本来不可能通过,但竟然通过了。邵力子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做不到的。梁漱溟拍着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中共方面周恩来缺席,陆定一没有坚持反对。第二天周恩来一入场就说,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昨天通过的通通不算。“结果我的话被推翻了。”

  • 责任编辑:陈永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