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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赢得大发展: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面对诸多争论,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特区看看。1984年1月底至2月上旬,邓小平赴深圳、珠海和厦门3个经济特区进行考察。一到广东,邓小平就对前来看望他的广东省负责人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个轮子,相辅相成。邓小平在紧抓各个领域改革的同时,非常重视科学有序地推进对外开放。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此,从在沿海兴办经济特区到形成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格局,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全方位展开到南方谈话后的强势发展……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那么,他是怎样引领中国人民一步步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呢?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倡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

  邓小平果断地提出这一政策,首先来源于他对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的认识和总结,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的反思。他说:“我们吃过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熙乾隆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他又说:“建国以后,一五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只能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

  邓小平下决心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他敏锐观察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的结果。邓小平说过一句话:“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一个经典式的论断。他一再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二战后,世界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并形成全球性扩散,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经济一体化日渐加强。这为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国际分工的好处,跳跃式追赶先进水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世界各国又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经济和技术竞争,不能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国家,将会再次被历史抛在后面。

  当时,对外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怕对外开放会使中国变色。对此,邓小平坚定地说:“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面对老同志们,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要达到在下世纪上半叶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雄韬伟略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创办经济特区。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与主管经济的省委副书记王全国一起赴京参加会议。广东省代表团更重视的还是经济问题。在会上,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讨论时,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的措施。汇报是按广东省事先准备好的材料讲的,可习仲勋却等不及了,在王全国的汇报过程中多次插话,向中央提建议。他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与会同志对习仲勋的意见都表示赞成,并且补充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无独有偶,在会上,福建省也提出了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向邓小平作了汇报。谷牧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邓小平表示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大手一挥,十分果断地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最后,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随着大政方针的明朗化,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领导机关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中央审定。考虑到兴办经济特区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同时也考虑到,特区是新事物,需要中央能够掌控得住,因此,中央决定派出一个指导办特区的工作组,由谷牧带队。

  5月11日至6月6日,谷牧受中央委托,带领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十余位负责干部,前往广东、福建两省进行考察。谷牧率团到广东后,通过20余天的实地考察、研究,谷牧等人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正式转交给中央。

  中央政治局对这两份文件十分重视,经开会研究后,很快做出决定,批准这两省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

  这份重要文件明确批示:粤闽靠近港澳,海外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中央决定,在粤闽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给广东、福建两省以较多的自主权。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自行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随后,中央确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这项工作。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特区发展实践已经证明,特区不光是进出口问题,而是特殊经济政策指导下快速发展的问题,其本质还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用“出口特区”的名字,已经不能包括特区的实际内涵了。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办特区已经有了初步经验,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办特区不是一两个省的行为,是中央的决策,关系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应该用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办特区这件事确定下来。

  提出这一建议事出有因。原来,一位海外朋友对广东省负责人之一的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这句话促使吴南生向谷牧建议:“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条例》。”

  谷牧回到北京之后,郑重其事地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这件事情。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致同意把这个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由吴南生总负责。其主要难点有三个:一是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当时,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土地使用年限都定得很长。土地使用权年限的长短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稳定与否的标志。规定使用年限短于别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对吸引投资不利。最后,特区的土地使用年限被定为50年。二是关于土地使用费。这一项条例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是确定了要低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地租的原则。由于广东三个特区的地理位置不同,不能一律作价,所以具体的规定由各特区自行制定具体办法。三是关于税收。这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差别很大,比如新加坡,对当地企业征收所得税高达40%,但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规定对外资免征所得税10年。香港的工业企业利润所得税为17.5%,也不算高。条例初步规定特区所得税为12%,还可以酌情减免。

  1980年8月26日,经过反复论证、13次修改草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于是,8月26日成为中国经济特区成立的纪念日。

  从此,有了法律保障的4个经济特区干劲更足,步伐更大更稳健,并且开始在吸收外资、借鉴经验、学习技术和介绍信息等方面,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这4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是中国对外开放航船扬帆启程的重要标志。

  然而,对于成立特区引发的争论更甚于国内改革。一些人认为,过去我们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现在又把他们请进来,这还了得!有人还把兴办特区与李鸿章办洋务联系起来。广东省负责人感到压力很大。

  面对诸多争论,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特区看看。1984年1月底至2月上旬,邓小平赴深圳、珠海和厦门3个经济特区进行考察。一到广东,邓小平就对前来看望他的广东省负责人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邓小平欣喜地看到,短短几年间,深圳和珠海等经济特区,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大胆引进外资,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使这两个毗邻香港和澳门的边陲小镇,迅速崛起,粗具现代化城市雏形,到处生机勃勃。邓小平心里宽慰了许多,踏实了许多,更有信心了。他兴致勃勃地先后为珠海、深圳和厦门经济特区题词进行总结与激励:“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对特区的肯定和鼓励发自心中,跃然纸上。

  15天后,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谈话,讲了他此行的感受。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厦门特区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之行,引发了中国第一次沿海开放的高潮。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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