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
在《刘志丹》创作过程中，刘景范和李建彤征求多方意见，阎红彦作为西北老干部，李建彤自然也把稿子寄给了他。
阎红彦粗略地看过稿子之后，便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阎红彦在信中所说的“许多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所谓的“西北历史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曾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此后，即1962年夏秋之交，阎红彦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他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
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阎红彦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9月3日，他又致信书记处。阎红彦在信中说：“我觉得《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而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在信中，阎红彦还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照表。同时，他还列举材料，证明小说中的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
没看小说就定性，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
不知何故，阎红彦又把此事写信向康生作了汇报。
康生收到信后，好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独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罪状是“剽窃毛泽东思想”：陕北根据地是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通过武装斗争，创立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和井冈山一样的道路。所以说刘志丹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小说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某个人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康生还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
康生立即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同时，康生还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由于国际形势的险恶和建国后一些领域里的矛盾斗争，晚年毛泽东思想意识里总是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的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随即，由康生提出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
于是，一场对《刘志丹》案先定性、后求证的波及不少人的审查行动开始了。从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甚至被称作是反党集团的人。
习仲勋曾请马锡五核查史实，并共劝李建彤谨慎从事
早在1959年，李建彤写完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习仲勋审阅。适逢庐山会议召开后不久，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看过小说后，劝她谨慎从事，建议她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大部头小说。无奈此时李建彤决心已定，劝阻无效。
1961年春夏之交，小说的第四稿清样又送到习仲勋手里。习仲勋为此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要和马老共同劝说李建彤。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然而，康生又在1962年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李建彤这才知道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她解释：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比如许钟，写他，是想刻画一个做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主席。素材基本上是调查了一些习仲勋同志的材料，在修改时，准备把他和渭南起义时的一个军委秘书长合并。为了进一步证明小说人物并非写实，李建彤又举出小说中的戴鸿远。她说，塑造这个人物是为了写一个晋西游击队的代表人物，同样采用了几个人的材料写成一个人。这个人物和历史人物谁都不像，是她设想的忠诚老实、头脑清楚、政治上开明的领导干部形象。
但是，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