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8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
这一席话，对我也有触动。当年我参加的那场“红场流血事件”，是否也需要交代和反思一下呢？
从1967年1月26日至2月上旬，全国各大报纸掀起强烈抗议、愤怒谴责“苏修”在莫斯科红场殴打中国留欧学生、肆意制造流血事件的怒潮。对于事件经 过，介绍得概括而简单，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似乎只需要人们知道“苏修”打了“革命小将”，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混蛋”，“罪该万死”，我们是百分之百的 正确，“造反有理”，这就足够了！
31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当年的“革命小将”已两鬓霜染，过了天命之年。但那次事件的细微末节，仍清晰犹如昨日。
中国留学生血染红场
1967年初，在驻外留学生“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和另4位政治辅导员 带领60名男女留法学生，由巴黎假道苏联回国，1月24日飞抵莫斯科。在中国驻苏使馆，遇到4名比我们早到的留芬兰学生，于是决定同路而行，乘26日的国 际列车回国。
两年前我们赴法途经莫斯科时，曾去红场瞻仰过列宁的遗容，这次还去不去呢？大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此次是专程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帝反修，再次瞻仰革命导师遗容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决定次日仍去红场，向列宁、斯大林敬献花圈。
既然是去“斗争”，就得有所准备。因为大家心里明白，当时中苏关系已极其恶化：两党来往中断，公开论战，边境上大军对垒、战争一触即发，并且在一个多 月前，全部留苏中国学生已被苏方驱赶回国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学生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但抬着献给列宁的花圈，还有献给被他们否定的已 故领导人斯大林的花圈，“出事”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
但是既要革命，就不怕“出事”，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为了减少损失，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让女学生和体弱的男学生站在队伍中间，高大强壮的男学生站在外围等等。
1月25日午饭后，我们坐大轿车从使馆出发。同时，使馆用电话将此次活动通知了苏联外交部。车行20分钟即到达红场。这天天气阴郁，很冷，气温在零下 30度左右。红场上的参观者已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一名苏军少校引导我们抬着献给列宁、斯大林的两个花圈进入红场。等了一会儿，警官把我们插进 参观者的行列，在我们身后很快又排上了近百人（出事时，我们才发现这批人都是便衣警察和特工）。这时，苏警官不许我们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争辩 无效，我们不得不把它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
我们在列宁陵墓门前的大理石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官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按计划我们要朗诵毛主 席语录、唱《国际歌》。于是一个同学走出队伍领读，他高声喊道：“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2页。”哗，每人捧起了“红宝书”。领读念道：“最高指示：我 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突然，两个军警冲上去左右架住他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使馆领 队同志和翻译即上前与苏军少校交涉。
这时队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位同学接着领读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无庸讳言，这两段语录是针对当时“苏修领导集团”的。苏军少校恼羞成怒，命令关上列宁墓的大门，同时向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工发出信号。这些人蜂拥而上连 推带拉，企图冲散我们的队伍。我们69人手挽着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警察们气急败坏，硬是架走了我们一个小个子同学，劈头盖脑地打倒在地，用大皮 靴踢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急忙冲上前去营救。我们的队伍被拆散了。
在几名苏军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警察和士兵将中国留学生、中国大使馆的陪同人员以及新华社记者分割包围起来，三四个人围着我们一个同志拳打脚 踢，几个士兵把我们献给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学上前阻拦，被一个人高马大的军官拦腰抱住摔倒在地。几个士兵学着样子，抓住我们女同学的腿 或腰部，扔进红场边的雪堆中。更可憎的是他们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我们很多人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甚至伤筋断骨。雪地上到处丢弃着我们的眼镜、围 巾、鞋和帽子。同学们竭力挣扎、反抗、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 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69人以及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无一例外、不论男女全部遭到毒打，30多人受伤，9人重伤4人被当场打昏，我的腰部 也被军用皮靴踢了一脚疼痛难忍。随行的女翻译高呼口号，被苏方警察拉住脖子上的围巾使劲勒绞。他们阻止新华社记者照相，妄图夺走照相机和胶卷。同学拼死冲 上去保护，使苏方军警的法西斯暴行得以保留下来，被抢走的“红宝书”也被我们奋力夺回。
约半小时后，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苏军警的凶恶行径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位苏联老人高喊：“不要打他们！不要打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冒着危险冲上前来，引导我们撤出包围圈。
下午13点45分我们撤离红场。当大轿车行经闹市时，我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 金！”，高唱《国际歌》。晚上，在使馆电影厅召开了“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驻苏联大使馆都分别派了医生来中国使 馆帮助救治伤员，对我们的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归国途中的绝食斗争红场斗争在继续进行。1月26日下午3点50分，我们60名同学乘火车回国（9名重伤员改乘飞机回国）。伤了筋骨的、脸上有伤的， 该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该包扎的则包扎。一些无伤的，也拄根棍子，跛着走路，以“适应国际斗争”的需要。使馆给我们每人胸前戴朵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行。苏 方呢？则前有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架”，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几十名革命豪气冲天的中国学生，已经弄得他们心惊胆 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