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大公历史 > 温故 > 正文

热闻

  • 图片

文革中国留学生莫斯科红场流血记

1989年5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

  许多外国记者在火车站等着我们。有的请我们讲昨天的事件真象,进行录音,有的用照相机拍摄我们的伤情。我们扔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唱《国际 歌》,喊口号。苏警察不断地大喊:“不许你们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根本不予理睬,仍旧使劲地读、喊、唱,吸引了许多外国旅客的目光。

  中国列车在苏联国土上行驶时挂的是苏方餐车。我们去吃饭时,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华小册子,诸如《关于中国的事件》、《莫斯科新闻》、《中国 红卫兵在红场上》等等。我们立即向苏方列车长及餐车主任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撤掉小册子。他们口头上答应,但下一餐吃饭时,看到不但未撤,而且增加了份 数。我们又一次提出强烈抗议。苏方列车长威胁说:“要知道,你们现在是在苏联的领土上,再这样胡闹,就不给你们饭吃!”这种蛮横行径,激起我们极大愤慨。 大家一致决定绝食。我们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在苏联的旅程中许多昼夜,我们坚决不去苏联餐车吃饭。从1月27日早晨到30日晚上3个多昼夜,我们60名 学生9名援阿尔巴尼亚专家以及全体中方乘务员没有喝苏联一滴水,没有吃苏联一片面包。

  27日,列车广播里传来了?给我们的慰问电和我国外交部发表的“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的声明,传来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内“无产阶级革 命造反派”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报道,大家万分激动,泪流满面,更增添了绝食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30日晚7点抵达苏联边境站──拉乌斯基。苏方警戒森严,进行出境检查。这是不许随便说话,要安静的。我们哪管这些,这边车厢在检查,那边车厢齐声朗 读毛主席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气得苏方人 员目瞪口呆又无可奈何。

  31日晨6时许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使馆的同志们带着面包、馒头、罐头等食品早已等待在月台上。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使馆的同志说: “你们为正义、为真理而绝食,好样的,你们辛苦了!”不少同学感动得流着眼泪说,毛XX思想和革命的意志鼓舞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饿。

  2月1日下午2点到达北京站。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央到车站迎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给我们每人左臂上套了个“反修红卫兵”的红袖 章。陈毅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放下帽耳的棉军帽,打拍子的双手戴着挂在脖子上的军用棉手套,显得笨拙而可亲可 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戴上了“反修战士”的桂冠。2月1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首都革命造反者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 法西斯罪行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至此,对这个事件的宣传逐渐冷清下来。

  “左”的幽灵不会再在我们头顶上徘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像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争论时说的:“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 是对的。”抚今忆昔,那当年狂热的革命激情已回归于理智的思索,这才悟我们当年的偏激和幼稚。“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从我们这 方面讲,其根源是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正如胡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受到 ‘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他举的例子是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万人围攻火烧英国代 办处的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局面。对照红场事件。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遵循苏方的规定,在红场上没有读毛主席语录,没有唱《国际歌》的举动, 流血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当时,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

  在巴黎时,虽然我们远离祖国,但每天晚上10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的普通话广播:从法国报刊和广播电视中能不断看到和听到国内“文化大革 命”的消息及场面;在街上偶尔碰到从中国回去的法国人,有的还臂戴“红卫兵”袖章,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国的革命。无论法国人,还是其 他国家的人,到处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红书”。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为此,巴黎某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组织还牵头召开了一次辩论会, 辩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是个大促进?还是大促退?”并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辩论。

  中国部分留学生和进修生经充分准备到会发言,着力抨击“大促退”派,使大会最后表决时,“大促进”派占了多数。对同学更具感召力的是国内来信,说什么 如果不参加这场大革命,将是终生最大的损失和遗憾。……以上种种,使绝大多数同学不安心学习,渴望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风风火火地进行“造反”。甚至 有同学到使馆贴“小字报”,说使馆执行了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月18日,当黄镇大使专程到留学生住地传达了中央关于同意所有出国留学生回国参加 “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时,同学们欢欣鼓舞,摩拳擦掌,像渴望打仗的战士要马上开赴前线一样。

  我们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参战意识”,从资本主义的法国来到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中心莫斯科的。正如同学们说,这是到了“修正主义的老 巢”、“反修斗争的最前线”。所以,在红场上的行为,完全沿袭了国内红卫兵的那一套。正如回国后我们中的一位代表向某高校作报告时说的:“红卫兵就是要杀 向人类世界的蟊贼,涤荡一场残渣余孽,砸烂整个旧世界!今天,中国的红卫兵来了,来到了列宁身旁,带着毛主席的教导,怀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豪情壮志,以 倒海翻江卷巨澜的大无畏气魄,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勇猛杀来了!红卫兵威震莫斯科!”听听,这就是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情绪。在这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老子 天下第一思绪的支配下怎能不出乱子呢?!

  当然,前苏联当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两国、两党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一开始就对中国留学生抱着敌意,军警和特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以说是 居心叵测、蓄谋已久。对于赤手空拳、在列宁墓前只是念念语录、唱唱《国际歌》的“书生们”拳脚交加、大打出手,实属野蛮,有失人道。受到国际舆论的遣责也 是咎由应得的。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我相信,当“左”的幽灵不再在我们头顶徘徊时,这样的悲剧、闹剧就永远不再重演!

   

  • 责任编辑:胡小婧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