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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力排众议反对江青死刑的真正原因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

  题记: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是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年至此结束。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就在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人主张判处江青死刑。而陈云则力排众议反对对江青进行死刑判决,认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在《陈云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记述了审判“四人帮”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时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后,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意见,他认为:

  首先,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陈云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他还说:“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建议,对邓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有力支持。

  其次,要从制度方面认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陈云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1958年起,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这其中有许多帮倒忙的人。”后来,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再者,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和帮助,树立正确的党内风气。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4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两年犯有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指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地考查,既应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不赞成“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同时,他也严肃地指出,这些同志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

  最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处理。陈云曾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即使对江青集团的首犯,陈云也不主张完全按刑事犯罪处理。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人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严重混淆的错误政治运动,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解决起来很困难。陈云在复杂形势下善于冷静思考,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正像陈云所说的“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为党和国家渡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陈云始终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勇往直前,是为了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的典范。早在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就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又坚决支持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陈云从不轻易放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也不论形势多么险峻,他都会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陈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充分展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 责任编辑: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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