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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岛之殇:"国小"老师被政治犯的冤案记忆

白浪滔滔、苍翠满目,并不是绿岛的全部。这里,曾是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代表着流放、监禁、孤独和死亡。一位普通的“国小”老师,隔日暨沦为绿岛的阶下囚。波谲云诡的政治狂澜中,个体命运也随之起伏、改变……
编者按:绿岛旧名“火烧岛”,位于台东市东方约33公里的海面,是台湾如今一处著名的风景区。一艘艘船班,把夏日戏水的青春男女带到绿岛;数十年前,也曾有一批批年轻人搭船来到同一座岛屿,只不过,他们并非自愿,而是作为“政治犯”,被国民党关押在绿岛监狱。
    本文的主人公为林义旭,民国十二年( 1923年)生于台湾,父亲是永乐“国小”校长,哥哥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弟弟到日本念医科,毕业后留日悬壶济世。林义旭台北州立太平公学校毕业后,考上台北第二师范。1947年目睹台湾228爆动,同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二次,1950年被捕,以加入共产党为名被台湾当局判刑12年,监禁于台湾火烧岛。1990年代,林义旭于李登辉当政期间争取不当审判赔偿成功,获“国家赔偿”。

  原文标题为:受到光复的压迫: 一位台湾老师的冤狱

  《蓝色多瑙河》的乐曲从我的小喇叭传颂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傻了。他们停下手上的工作,直直望着我。大阳很大,太平洋海面上几乎没有一丝风吹到这个叫作绿岛的地方。对,我眼前是绿岛的海岸,座落在我们面前的是太平洋而不是多瑙河,但悠扬的欧洲乐曲飘浮在空中的时候,所有人都自动停下了动作。我们在绿岛待了好多年,我的刑期是12年,有些人10年,有些14年,也有些15年的。对许多中年人来说,15年可以算大半生了。这个叫作绿岛的地方除了海浪滔滔、苍茫的海风声外,没有音乐这种东西。从典狱长到囚犯,从这个组织的最上游到最下游,除了我们这个囚犯组成的新生训导处乐队外,他们没有一个人懂音乐。但飘荡的音符传到他们耳朵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惊了。在这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在这个寂寞的海岸边,他们的眼神里显露着对这美好声音的崇敬。

  我生于大正12年,也就是民国12年(即公历1923年)间的台北。家里有三兄弟,我是老二。我的大哥原本在台大医院工作,后来自己经营一家医院谋生。我弟弟留学日本习医,毕业后没有回台湾,留在日本行医。我父亲原本是小学老师,后来当到校长,曾任永乐“国小”和蓬莱“国小”的校长。我们一家人可以说是日本统治下台湾人的精英,全家人很努力才爬到这个阶层,并不容易。我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读台北第二师范学校时爱上音乐的。

  日本时代台北第一师范都是日本子弟在就读,第二师范才有台湾人,即使如此台湾人也不多,我那一届就只有10个台湾子弟。在学校我们台湾小孩是少数,日本同学会欺压我们,但是我们很用功,功课比日本孩子还好。如果这样还不算不公平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子:从学校毕业,大家都要分配到学校教书,日本同学如果留在台湾教书,他的工资将比我们多六成以上。

  我念师范学校时太平洋战争正打的炽烈。日本军队在外面打仗,任务吃重,到最后不得不也征召一些台湾人到帝国陆军。如果我不去当老师,很可能会被抓去当兵,送到前线去跟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澳洲人作战。

  我在学校很关注战争的发展,报纸上有战事的消息,我都抢来读。报纸上提到许多亚洲地名。我拿出地图,趴在上面,用手指一个地名一个地名找,把新闻和地图对照。随着战争的发展,我在地图上看见日本的占领地一个个被夺回,我当时就知道日本要打败了。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郊区一个叫七堵的地方教书,这个地方在基隆与台北之间的山区,远离我成长的市区大稻埕。我在七堵教了一年书,台湾就光复了。日本投降后,日侨逐渐撤回日本,日本人都走了,我有机会调回市区,就到台北市中山“国小”担任教书工作。

  日本人走了,我很盼望祖国的政府快点来。我曾带学生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行政长官公署最高行政首长陈仪长官,但因为消息不准确,我们扑空了三次都没接到。直到1945年10月,政府的接收人员才陆陆续续到来。大陆来的官员,不论文官还是武官,素质都不如日本官员,他们接收台湾之后,没想到社会问题很多,而且愈来愈严重,最后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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