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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系狱: 一位中学生政治犯的经历

又是一段关于绿岛的往事。一位叫做周贤农的中学生,在老师的引荐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至此,个人的命运完全改变,等待他的,是长期监禁和肉体折磨……

  本网专栏作者谭端  

  我叫周贤农,1933年出生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新竹。1945年8月15日,我12岁,日本投降,不是很记得那一天的场面,我既没有听到天皇广播,也没有印象那一天台湾有什么不同,因为那时我才小学四年级。我只依稀记得,我们从此不用再疏散到乡下躲起来用双手捂住耳朵,戴上防空头巾躲空袭警报,也不用再躲盟军的轰炸了。

  但我记得很清楚,台湾光复。有一天我跟着大人们欢欣鼓舞到新竹城隍庙迎接大陆国军的到来。那是回归祖国的仪式,我自己用手做了一面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我其实不知道那国旗是12道光茫,只是象征性的画了一个白色太阳和几道光茫的国徽而已。

  城隍庙前挤满了人,街边附近也都是人,万头攒动,人们高举中国国旗摇旗欢迎军队。城隍庙金黄的檐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人们兴奋溢于言表。日本统治时期对台湾很凶恶的日本人,在这段时期也有被人民群众殴打的。台湾社会非常渴望一个公平正义、长治久安的社会。但好景不长,很快的,代表祖国来接收的军政人员,并未能妥善照顾这些人,很多人私下开始咒骂他们的操守,“贪污、豪夺”几个字成了台湾人愤恨的代名词。

  台湾光复,人们从日本臣民变回中国人,大家纷纷开始学汉语。我的外祖父和大舅是我的汉语启蒙老师,外祖父教我从三字经开始读,还有一本“人有二手、一手五指”的汉文书,前面几句到今天我都能背颂。我还记得外祖父坐在一张很大很大的床铺边,我坐在一张可容十二人坐的圆型大餐桌边,他手指着书上的字句,一字一句用台语教我念汉文书。我的大舅则为我讲了很多中国民间故事,比如说月娘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我的外祖父生在满清年代,他年轻的时候台湾割让给日本。我就在他们的陪伴和教导下学习,直到小学毕业。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新竹工业学校。一年级还没念完就爆发了二二八事件。我记得我听见新竹市区有枪炮声,还曾见到卡车载着一群人在广播宣传。市立中学一位女老师的丈夫在动乱中被流弹射死,她那哀伤的脸孔至今我也依然记得。

  我后来改念一间新成立的新竹市立中学,学校在孔子庙区里面,我们是首届新生。学校里学生物、英文、博物、美术、国文、体育等等课程。我的国文老师黎子松先生,广东东莞人,写了一手好字。他个头很小,眼睛很大。他教国文的方式与其他老师大相径庭。他喜欢介绍课外读物,我的第一本课外读物也是这位黎老师给我的,是茅盾写的《手的故事》,经由他的推荐,我陆续读了巴金的《家》、《春》、《秋》,还有鲁迅、老舍的书。卖书给我的是一家新竹闹区的“兴中书局”,他们卖的书大都“左”倾。

  记得当时有一位外省历史老师,教得枯燥无味,经黎老师鼓动,我们会趁那位老师写黑板时,全体一起拍桌子起哄,公然抗议。这在当时的风气下,是很大胆的行为。

  黎老师频频和我接触,也来我家访问。如果是日本时代,老师家庭访问,多半都是好学生家庭才有的荣誉,我父母自然受宠若惊。但我父母不知黎老师和我谈的多半是时势与思想,后来也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到新竹海边的乡村访问住在那里的同学家,并且将经过一一写在他的日记里。

  有一天黎老师又来我家拜访。他跟我单独在二楼的窗边,正式邀我参加一个叫作“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的组织。我脑海闪过一个念头: 我就要这样平平凡凡的过日子吗? 每天忙着做功课,准备月考、期考、争取考第一名,就这样过一生吗? 这种突然的念头使我立即答应参加。黎老师拿出一张小纸,在上面写上几句宣誓词,让我照着念。我照念宣誓后,他立即拿出打火机点燃烧掉。

  之后老师要我吸收其他同学也加入这个组织,而且他还指名杨姓同学。当我在一次运动的机会中,向杨同学说明并邀约他加入组织,他回绝了。

  没过多久,我为了考上好大学,转学考上省立新竹中学。黎老师反对我离开他到另一个学校,我答应他我会继续参与组织活动。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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