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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阿七案件(下)

落入当局手中,哪还能有个好?!或许是阿七命不该绝,他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只是我们无法得知他是主动扼住命运的咽喉,还是身不由己地入了一个“局”。

唐廷植(1828-1897)

  本网专栏作者:杨智友

  江海关通事唐阿七在本命年突陷牢狱之灾,惊动了南下巡视的赫德。特别是在听了阿九的苦情描述后,海关最高首长甚至产生了一些奇怪的自责念头。不是吗?自己公干之余不是在看赛马就是在欣赏滑稽歌唱,而过去的得力属下却惨遭没完没了的酷刑折磨。经过认真的思考,赫德认为阿七所受的惩罚或可抵消其犯下的罪过,换句话说,即使现在就释放阿七,他也有足够的把握,“必定可以防止(其他)通事未来有如此行为。”

  洋人出手相救,这个案子是不是就柳暗花明了呢?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但赫德的求情函件多少还有些用处,至少,“他们已停止对阿七严刑拷问。”

  一周后,丁日昌登门回访。他首先向赫德致歉,为阿七被虐感到遗憾。并解释他上次确实“下令叫人们不要骚扰阿七”,可狱卒摆明了没有执行,以至于阿七遭了大罪。这导致丁“大怒不已”,而相关责任人也受到鞭挞100下的惩治。

  丁日昌告诉赫德,他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因为另有大人物也介入了此案。而且据说“已将阿七一案转交北京审理,但是不知道是交总理衙门,还是交刑部。”

  这个大人物,就是赫德的老相识,丁日昌的庇护人——江苏巡抚李鸿章李抚台。丁日昌之所以来到上海,便是拜李所赐。而李鸿章举荐丁日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丁是一个吏治能手,他或许更看重其另一个身份——军工专家!“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非当时任何大吏所能及”。

  原来,李鸿章自 1862年率淮军自安庆雇英轮抵沪后,深感洋人船炮之坚利,“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他坚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便会敛手”。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在上海创办了洋炮局,即从广东催调“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来沪主持局务。丁到上海后,主持炮弹一局工作,但这里清一色中国工匠,使用中国式泥炉与磨、锉、旋等手工具,只能制造一些短炮与炮弹,与李鸿章的期望值差距太大。

  1864年5月,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慷慨陈词:“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个建立“制器之器”工厂的艰巨任务,理所当然便落到了上海新道台丁日昌的身上。于是,丁道台在沪上除了致力于革除海关陋规,整顿社会不良风气外,还时刻“留心访购各种制造机器之器”。神奇的是,为了解决李鸿章要求的“立时兴造”难题,唐阿七也“被”卷入其中,此乃后话。

  既然案子已经上交,多说也是无益。赫德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继续他巡视条约口岸的艰辛之旅。每去一个地方,赫德不仅指导当地海关事务,也“设法在口岸地区道台和其他中国官员中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和信誉。”当然,他也时刻挂念着阿七的命运。

  赫德再次获悉阿七的消息,已是在来年的广州。粤海关监督毓清在新年饭局上告诉赫德,李鸿章专门致函询问他,“要查明此处通事是否在接受商人礼品等方面干了些什么”,并且李“已奏请摘除唐阿七顶戴,以便可以给他更为严厉的处理”。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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