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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椿:东土西来第一人

作为一名知县级别的文案,斌椿老了,却能被大清朝廷看中,在赫德等海关洋员的陪同下,率团前往欧洲游历,备受礼遇,尽享殊荣。

  斌椿(1804-1871)

  斌椿使团出访前合影

  本网专栏作者:杨智友

  1866年3月7日,北京。当全部的行李都装上马车时,“喉梗眼湿”的赫德突然意识到,在中国居住12年之后,他真的是要回家了。对31岁的总税务司来说,这次省亲很重要,“一是逗留家中,看望衰病的双亲”,再就是完成他的婚姻大事。于是,当赫德一行搭乘“行如飞”号驶离天津港时,就像这艘船的名字一样,他也归心似箭了。

  这边赫德近乡情怯,那厢却有人端坐在轮船餐厅里,“急匆匆地拿起刀叉”对着烤鸡拼命乱切,“尽力想吃上一口”。这位年龄正好是赫德一倍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本文的主人公——62岁的斌椿先生。

  作为一名知县级别的文案,斌椿老了,却能被大清朝廷看中,在赫德等海关洋员的陪同下,率团前往欧洲游历,备受礼遇,尽享殊荣。如他自己所述,成为东土西来第一人,一时间风光无二。回国后将所见西洋景撰成《乘槎笔记》,更是洛阳纸贵。这梦幻般的经历,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促成此行的关键先生,当然还得是“我们的赫德”。

  一直以来,赫德都力主大清政府向欧洲派遣使臣。“他不论在同总理衙门私下交谈,还是在致总理衙门说帖中,总是反复表示这一看法”。为此,他甚至在1862年翻译了惠顿的《万国公法》中关于使节权利的部分,洋洋洒洒共二十四节,提供清政府参考。接着又在1865年亲拟《局外旁观论》,提出派使驻外“于中国大有益处”。赫德认为,通过遣使西方,可以把清政府更加“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它“欲退不能。”但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总理衙门认为遣使一案“非急切能办之事”,迟迟按兵不动。

  其实,早在赫德之前,西方世界就在这个问题上屡屡碰壁。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v)使团兴冲冲地向清朝提出了互派常驻使节的请求,被乾隆皇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而断然拒绝,吃了个闭门羹;1816年,英国人卷土重来,外交大臣罗加士里在给来华的阿美士德(W•P•Amherst)使团的训令中,再次重申:“就阁下使团所要完成的任务而言,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在北京设置一名办理英国人民事务的长驻使臣更为重要了”。不曾想,这个使团因为不愿行叩头礼而惨遭驱逐,驻使要求都没来得及提出来;1840年后,英法美等国公使都曾提出公使驻北京并希望中国遣使驻外,均被驳回。直到1860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总算接受了外国公使驻京的要求,却将其视为奇耻大辱。而遣使驻外,却是万万使不得了。

  赫德非常清楚,清政府不愿向外派遣使节,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无外乎礼节问题。即它一直坚持西方各国公使觐见,要按朝贡国的礼仪行三跪九叩礼。如果中国遣使西方,按照西方礼节行礼,那么西方各国自然会要求以同样的礼节来觐见清帝。这成何体统?但除了这个因素,“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体制’观念,它拒绝在外交平等的基础上互换使节”,执着于国际秩序以天朝为中心的臆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赫德明白了个中究竟,自然也就打消了一蹴而就的念头,转而求其次——“带几名中国观察者作为一个调查考察的使团前往欧洲,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设立外交代表团打入一个楔子。”这些人既不组成正式使团,也不担负外交使命,纯粹就是好好地睁大眼睛,走出国门,去看看迥然不同的西方世界。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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