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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用法律保证“一国两制”构想实现

  1982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两人会谈的议题是中国收回香港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如今,香港回归已经12年,香港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全世界有目共睹,“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实质就是‘一国两制’方针。”中国政法大学廉希圣教授曾经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他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允许香港、澳门等个别地区回归祖国后可以实行原有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

  中英双方经过22轮的谈判,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中国政府确保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这些基本政策都在香港基本法里列明。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基本法的制定便提上日程。”1985年4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59名委员中,有香港委员23名。廉希圣以法学专家的身份加入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处是一个具体办事机构,主要工作是综合委员的意见拿出方案,供起草委员会委员讨论。”廉希圣回忆说,秘书处组建后没有马上开展起草工作,而是进行了集中学习,专门了解香港的基本情况。学习结束后,又组成专家团赴香港考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香港,香港方面也希望我们多了解情况,防止起草法律时闭门造车。”

  专家团赴香港在当时被视做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香港媒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家团还未到香港,香港媒体就拿到了专家团成员名单,查阅了关于专家团成员的大量资料。“到了香港的第二天,香港一家报纸便登出了一篇有关我的报道,”廉希圣回想起当年发生的一段插曲,“内容是从我过去的著作里摘的,题目是《廉希圣反对主权在民》,不过把照片配错了,登的是秘书处另外一位专家的照片。”

  “起草工作开始之后,才发现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作。”廉希圣用一个“难”字来总结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他说,“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设想,起草基本法要体现“一国两制”思想,找不到可供参考的东西,当时还考虑为今后澳门回归、解决台湾问题提供借鉴,起草工作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香港基本法在起草委员会里不是一起通过,而是一条一条通过,每一条都是在起草委员中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起草的第一项工作是制定基本法的框架,列出每个部分的题目,没有具体内容。“就是对这个框架还有香港委员投反对意见,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没有具体内容怎么还反对,经了解才知道,投反对票的委员是认为这个框架的包装太土气。”

  条文逐条表决时,没有一条是从一开始就取得一致意见的。有的条文甚至是几十种方案。廉希圣列举了几个当时争议比较大的方面,比如:宪法在香港是否适用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香港适用宪法,意味着这些规定也要在香港生效,这与“一国两制”又不符;如果不适用也行不通,因为起草基本法是依据宪法进行的,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的时候设立特别行政区,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三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等。经过讨论,一位香港委员的意见被采纳,确定在基本法第十一条里,规定香港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规定为依据。又如: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香港基本法的序言里写了“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有委员提出,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法学界有着不同认识,担心其法律效力有争议。于是基本法的第五条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另外,还有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问题、剩余权利是归中央还是归香港等,都是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得以解决。在形成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基本法草案讨论稿后,分别在全国和香港地区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起草工作历时近五年,大大小小会议开了几十次。1990年2月17日,基本法全部条文在起草委员会获得通过后,邓小平接见起草委员会委员及工作人员时发表了即席讲话,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历史意义,对全人类都有长远意义。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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