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孤独是古典音乐DNA /李梦

2013-04-18 16:15:33  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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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健将自己的音乐天分归因为「敏感」

  【本报记者 李梦】华裔大提琴家王健总说,自己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正常」。「我们这行的都看不上我,觉得我没有艺术家的范儿;不搞艺术的普通人呢,又觉得我是个搞艺术的怪人,沟通不来。」

  他常为自己的「正常」抱怨:「朋友嘲笑我看不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嘛」。十六岁离家去美国耶鲁大学学音乐的王健,最喜欢的电影,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

  看不惯自作多情

  「我看不惯某些国人的麻木不仁,也看不惯某些艺术家的自作多情。」也许是因为去国太久,王健对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越来越疏离,看不惯的东西很多。

  「我总是和电视台的人吵架,他们动不动就说,你上台拉个欢快的,我说我不会欢快的,你要欢快找别人去。」

  也是。从十岁那年参演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港译《乐韵缤纷》开始,他已经习惯一脸严肃地拉琴了。「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小的年纪就皱着眉头拉琴,我说,因为我听得见。」

  他看不惯华人社会的「不认真」,「什么都是嬉皮笑脸的」。少了认真,少了倾听交流的耐性,那些纤细敏感的蕴藉便也听不到找不见了,而他,从来将所谓的音乐天分归结为「敏感」二字。两岁时偶尔哼唱《国际歌》,吹长笛的妈妈听了直惊讶:怎么唱得那么有味道?于是,拉大提琴的爸爸开始教他读谱和指法,家里穷买不起琴,就去乡下木匠那里「造」一架给儿子。

  「能拉出声音吗?」记者问。

  一直找「表达」方法

  「不记得了。」王健笑笑。他只记得,用那架「纯手工」大提琴,他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三岁便离开陕西老家的王健,算是在遥远的南方城市留下了,在有音乐的校园里留下了。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他遇见来华访问的Issac Stern(艾锡.史顿),为这位犹太裔小提琴大师拉了一段埃尔克斯的奏鸣曲。奏毕,Stern说,这孩子是天才。

  「出色的演奏触动我的地方从来不是细节,而是情感,」王建说,「小时候没有能力将那种情感表达出来,但我知道,它一直在心里。」从上海音乐学院,到耶鲁大学再到茱莉亚音乐学院,他一直在找的,就是「表达」的方法。

  「感受到,表达不出来,很痛苦。」十六岁那年,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的王健接受华裔美国商人林寿荣的资助,往美国学音乐,就是因为他觉得找不到养分,「长不大了」。

  异国固然孤独,可毕竟有Parisot这样的好老师。曾经,央视拍过一系列「华人杰出音乐家」纪录片,特意请来Parisot谈谈王健。「他是我的小儿子。」镜头里,年逾古稀的大提琴家一脸笑意,任由这「小儿子」撒娇似地将脑袋靠在他肩膀上。

  他的运气确实好。林寿荣将珍藏多年的古董大提琴送给他;Issac Stern常常约他去家中派对上演奏;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后,他签约环球,成为与这「皇牌」唱片公司签约的首位华人音乐家。

  他的人缘也好。上周,他来港与「港乐」合作音乐会,浸会大学组织了一班音乐系的学生来观看排练,排练后有「港乐」乐手特意等在门口想和他聊两句,演出后甚至副团长梁建枫的儿子也赶来笑咪咪和他合影一张。「每次来香港,都是一天吃五顿饭。」他边抱怨边笑,眼睛弯成两道弧。

  拉琴拉给自己听

  喜欢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浓郁的乡土情怀,王健从不讳言自己是怀旧又念家的人。如今随女友定居芬兰的他,通常一年回国三次,陪陪父母,见见朋友,也抱怨抱怨微博上那些邋遢事儿。「爱这里,才会抱怨。」他从来都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不开心了会摔杯子的」。

  音乐,在他那里,也是「喜怒形于色」的,是感性而非理性的表达。所以,他不喜欢也从来不演奏荀伯格等人的现代音乐。「他们的路走错了,用智力替代了感情」。

  「音乐不是数学,是算不出来的。」他又看不惯了。

  这种率性的代价他也知道:不会迎合,不懂得说漂亮话,「出名难」。「我没那么崇高,也不反对出名,」他倒是直白,「只是要看出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有些代价,他觉得,「不值」。

  「从小到大,我拉琴从来都是拉给自己听的。」掌声鲜花「Bravo」,他也喜欢,但没有,也能活。况且在他看来,古典音乐从来就不是以娱乐受众为出发点,从来都是个体在生命旅途中失望和孤寂种种的映照。

  从巴赫到布拉姆斯再到萧斯塔科维奇,作曲家穷尽毕生之力想要表达的,是个体面对世界的态度,是生之羁旅的孤独脆弱。「孤独,长在古典音乐里,是它的DNA。」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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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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