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雁:周南回顾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

  图: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前右)与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上

       文 | 何雁

  夏至次日,北京迎来一场冷雨。

  周南家的客厅,却洋溢着一股暖意。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多家媒体记者欢聚一起,聆听这位九旬老人讲述香港回归历程。

  我忆起一九九〇年春节前,周南临危受命,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抵达香港机场,发表即席谈话,送港人“春在枝头”四个字,出自宋代《悟道诗》:“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客厅中堂一幅启功书法,所题正是这首诗。

  从中国实际出发

  周南有“诗人外交家”美誉。一墙线装古籍,散发阵阵书香,衬托出老人身影。他手执一把摺扇,谈笑风生,却谦虚地不提自己。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Sir Percy Craddock)在回忆录《在华经历》(Experiences of China)中描述:“在那些天中,中方出现一个新人物─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他刚从纽约回来,作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在那儿工作十年之久。周南是精明、有教养的人,善于引用中英文名章佳句,很会劝人豪饮茅台酒。他已经掌握一些西方谈判习惯,你甚至可能在电话中得到,出自他口中的权威答案。而且,就是他加快了中英双方在一九八三年初夏,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进程。我发现他活跃,喜欢挑战,有时很风趣,更时常令人发憷。”

  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九月,周南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与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伊文思(Sir Richard Evans)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第八轮至第二十二轮会谈。同年九月,周南与伊文思草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英国外交大臣贺维(Sir Geoffrey Howe)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带着特别的热情向吴学谦传达这一切。然后,我转向他的副手说:‘香港谈判没有周南,就像没有茅台酒的中国宴会一样。’当我们一起乘车到机场时,周南以其特有的自豪感回敬我一句:‘告诉我,贺维爵士,是否觉得茅台酒对你太浓烈了?’他在机场与我们道别,又以优雅姿态,恰如其分地引述宋朝一首诗中的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周南肩负历史使命,“折冲尊俎任首席,湔雪百年香港耻”。回首往事,他淡定地说:“我们只是当个小兵。”面对媒体联合採访,他的话题始终紧扣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

  这使我回忆起,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九日,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访京后,新华社全文播发邓小平于一九八四年发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讲话。

周南自書詩《香港回歸日近》

  当天晚上,周南接受我的电话专访时说:“‘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由邓小平提出。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亲自领导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和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以及过渡时期某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他对香港实际情况瞭如指掌。在此期间,他所作许多精闢论述,时至今日也一点没有过时,仍然是认识和处理香港问题的指针。”

  早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第一次会谈,就讲到“一国两制”构想以及中国拟採取相应政策。邓小平说:“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首先是用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从效果上讲,用和平方式为好,因为和平方式收穫最大,损失最小。用和平方式要具备条件,首先要有实力。正如邓小平指出:“香港问题之所以能够谈成,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戴卓尔夫人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对于英国来说,这不是也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是与一个不愿妥协,而且在实力上远佔优势的对手打交道。”

  其次,要有正确的政策。邓小平讲:“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一国两制”则是三方面都能接受。再次,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还能收到既能恢復行使主权,又能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之效。此外,“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也将为解决台湾问题树立一个良好范例。

  “一国两制”构想提出之初,有英国人怀疑这只是中国所採用的一种策略手段,并不准备认真实践。邓小平郑重指出:“我们採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

  国家主权第一位

  国家主权是第一位问题。中方在主权问题上不能作任何让步,不能用主权作交易。邓小平与戴卓尔夫人第一次会谈,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们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签署《联合声明》,邓小平与戴卓尔夫人握手。左一为周南

  针对英国企图打“经济牌”,讲什么“没有英国管治香港就会衰落”,就会危及中国“四化”建设等论调,邓小平明确指出:说香港的繁荣“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尖锐指出:“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他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其后,在谈判过程中,英方还想在“主权换治权”问题上纠缠,并继续打“经济牌”,幻想用这种方式迫使中方让步。但中方不为所动,使英方不得不逐步退却。柯利达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得不承认,看来中国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持香港繁荣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宁可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也不会在国家主权问题上让步。”

  “一国两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主权国家范围内,实行两种社会制度,而且必须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大陆为主体。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个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

  中央对港政策规定,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在内部事务上实行高度自治;同时又规定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国防与外交事务由中央管理。后者,却受到英国反对与抗拒。在谈判中,英方反覆在驻军问题上进行纠缠,以各种藉口反对在港驻军,为中方坚决驳回。

  英方在外交问题上,又提出要在特区设置“英专员公署”,企图将特区变成英联邦成员或准联邦成员。对高度自治则曲解为“最大限度的自治”,提出除国防、外交外,一切“剩馀权力”归特区,力图在最大限度上限制中国的权力。

  邓小平充分肯定,“港人治港”与“中央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同时,他多次郑重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他尖锐地提出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区是不是也会发生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能够设想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他说:“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他还说:如果“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事实上,英国并未放弃继续操控香港的图谋。外部一些反华势力也在处心积虑地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使之成为反对中国的基地。所以,邓小平讲:“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

  一九八四年四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他指出:驻军是主权的体现,“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爱国与爱港一致

  中央政策规定,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以及若干主要司级官员,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邓小平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他指出:爱国者的标准应该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復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爱国与爱港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坚信,以爱国爱港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一定能治理好香港。针对英国人散布离开他们香港便无法管理的论调,邓小平尖锐地指出:“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

  针对有些人希望在香港搞一套完全西化的政治制度,邓小平指出:“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他强调:“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

  在这个问题上,经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长时间讨论,决定香港不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根据香港实际情况,採用“行政主导”制度,并将这一点写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英国管治一个半世纪,香港根本没有任何民主可言,港府谘询机构“立法局”议员,也都是由港督个人委任。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已达成协议之际,港英当局突然打出“发展民主”口号,有少数人也随之鼓噪,要求在香港尽速实行“普选”。邓小平分析指出:“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

周南会见戴卓尔夫人,摄于新华社赤柱别墅

  邓小平赞成民主应该採取“循序渐进”主张,“即使搞普选,也要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最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是按照此原则,就香港立法机构逐步增加直接选举步骤问题达成共识,并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对于这一点,英国政府也同意了。

  一九八四年,中英达成协议。一片欢呼声中,邓小平又一次告诫大家,要保持清醒头脑。他说:对中英《联合声明》,“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

  到一九九二年前后,英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可能出现分崩离析局面,认为时机成熟了,因而改变对港对华政策,单方面推翻过去承诺,在“加速民主进程”口号下,抛出违反《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双方已达成协议,即所谓“政改方案”,要在一九九五年实行立法机构的变相全面直选。

  英国要“加速民主进程”只不过是个手段,真实用心是想要“搞一个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管治”,企图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通过其代理人影响与操纵政局,以便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事态发展,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英明预见。

  不久前,人大常委会针对少数人搞所谓“港独”闹剧,採取果断措施,及时行使了基本法所赋予权力,“主动释法”,从而有效遏制少数人挑战国家主权的非法行为,也更突显早日以适当方式实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必要性。

  “一国两制”话题,周南与媒体记者交谈一个多小时。当初,周南送港人“春在枝头”四个字,此话一出,香港媒体悟出其中暗喻,认为给港人带来资讯,“春天还会远吗”。如今,香港陆续出现“占中”与“港独”闹剧之后,周南一番精闢论述,也同样给香港带来春天的信息。 (部分图片由周南秘书朱兴柱提供)

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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