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瑞
行政长官梁振英昨日抵京，展开任内的第二次述职任务，这亦是香港回归以来特首的第十五次正式述职行为。然而，在回归后十多年的时间里，“述职”应是怎样一个过程、具体形式与内容应该为何？过去一直未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显而易见，在普选行政长官之前，从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大政方针考虑，以法律法规的方式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述职”作出明确规定，无疑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
明确宪制责任及履行方式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述职是“向主管部门陈述工作情况”的意思。虽然《基本法》里并无明确提及“述职”行为，但《基本法》第四章第一节“行政长官”的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明确写着：“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而述职则是“负责”的其中一个表现方式，广泛通行于世界各国。香港特区政府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因此，每年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显然是《基本法》规定下的一项宪制要求。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到底“述职”应是怎样一个过程，具体形式与内容应该如何，并未有一个严格、明确的规定。例如，每年何时述职，由谁来述职，述职的对象是谁，述职的内容如何，是否需要述职报告等等，都未有详列。
内地对不同部门负责人的述职行为有不同的规定，例如零九年通过的《驻外外交人员法》等。香港是一个“一国两制”的地区，述职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内地的党政机构，但明确特首述职行为，规范这一宪制行动，无疑有助于完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能令“向中央负责”这一规定得到更好的落实。
到底“述职”应如何规范化？参考西方各国及内地的相关法律法规，未来规范行政长官述职的法规可以考虑包含如下内容：
明确法律依据。以《宪法》第三十一条，及《基本法》第43条第2款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将“行政长官向中央负责”这一宪制要求的法律依据作出清楚说明。
明确述职主体。虽然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当然的述职主体，但之所以要如此列明，是要确保在行政长官不能履行职务时，应由谁临时代理其述职任务，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法律漏洞。
明确述职对象。过去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会接见行政长官，但述职属于上下级的政府行为，或可明确行政长官向国务院总理，或负责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或国务院副总理述职，而国家主席只是“礼节性接见”。
明确述职时间。可参照过去十五次述职惯例，即每年十二月述职；以及确立在特定情况下的述职行为要求，例如在发生有可能冲击香港宪制地位的事件、有可能影响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大议题等。
明确述职形式。每年一次的正式述职，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全方面内容，而不是由行政长官自行决定述职的内容与范围。如此规定，是要防止出现“假述职”的现象。此外，还可考虑规定行政长官需要递交一份《述职报告》。
确保“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
“一国两制”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明确行政长官“述职”的行为与内容方式，对完善现有制度、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六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未有完善，未能尽如人意，如今在普选极有可能来临之时，及时作出必要性规定，符合了当前香港的政治现实与需要，并减少及防止日后普选行政长官后，可能出现的危及香港根基的“违宪”行为。
昨日行政长官梁振英访京被问及有关问题时认为，特区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向特别行政区和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所以每年一次的述职活动，他本人都十分之重视，去年和今年都做了相当多和细緻的准备工作。他认为任何规范化的工作都是好的，使得特区政府能够更详尽地向中央报告工作，和请求中央在特区进一步发展方面，尤其是我们的经贸发展，给予支持，亦使得双方能够会面之后，在一年时间里面，能够共同跟进工作，所以规范化是件好事。
当然，规范化“述职”并非一朝一夕能成功的，也可能会面对反对派及外国政治势力的攻击，但从“一国两制”的大原则出发是必须之举，这一做法也定会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