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与贫富分化 从美国、拉美经验看香港现实

 

   图:周边城市一同大力发展,与香港优势产业互相竞争,这些优势减退前,香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实体化;而“再工业化”,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资料图片

  文|洪雯

  美国今天面对就业流失和社会两极分化的难题,而过往对制造业价值的严重低估,正正是这一困境的重要根源。较亚洲“四小龙”更早起飞的拉丁美洲,曾经充满希望,但今天滑落陷阱,甚至出现动荡,也是过早“去工业化”之殇。观之香港,不仅制造业几乎全部流失,而且增值不够高的服务业也开始转移出去。诚然,香港因条件限制,应有所为、有所不为;然而,这种简单放弃制造业和增值不够高的就业的取向,将令社会只剩下高端和无法转移的低端就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最终可能引致阶层断裂、乃至对立的结局。

  美国“黑天鹅再现”?

  这个月初,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五月份美国的新增非农业就业人口数据,仅有3.8万人,还不及预期的16.4万人的“零头”。这一巨大落差像一枚炸弹,震撼全球,以至有评论认为美国“黑天鹅再现”,甚至有人质疑美国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的复苏根本是虚假的。

  诚然,从一个月的数据难断全局;但根本上,美国今天面对的核心经济问题就是就业流失和社会贫富分化,难怪全球对这一数据如此敏感。

  美国能否真正复苏,关键并不在于硅谷又出现了多少间有潜质的初创公司、不在于苹果能否保持全球领先优势,而在于硅谷的初创公司及苹果能为美国带来多少就业,尤其是中层就业。

  可是,由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硅谷企业研发出来的创新意念绝大部分都拿到海外进行规模化生产,对美国本地的就业贡献十分有限。

  苹果的iPhone、iPad等产品,全部都不是美国制造;该公司在全球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就业中,仅有十分之一是在美国本土。若美国延续目前这种“本土研发、亚洲生产”的模式,即使本土再多几个苹果,亦难扭转就业颓势。有中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自身其实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的就业机器为何空转?

  今年三月,美国著名企业家、英特尔(Intel)前行政总裁Andy Grove去世。随后,他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How America Can Create Jobs(美国应怎样创造就业)”的文章重新在网络广泛流传。这篇数年前发表的文章深刻剖析了美国今天面对就业困境的根源,对今日的香港,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Andy认为,当前美国经济竞争力下滑,就业机会缺乏,尤其是中层就业萎缩,本质是美国多年以来在发展理念和政策层面的巨大错误使然,是美国对制造业的价值的严重低估。

  在全球追捧的加州硅谷,投资者和创业者不断涌入。但事实上,硅谷强大的革新机器并未为美国人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在该篇文章发表的2010年,硅谷所在的湾区失业率甚至较美国全国平均失业率更高。个中原因何在?

  Andy认为,车库中的发明创新非常重要,但新技术从雏形到大规模生产同样重要。可是,今天科技产业规模生产的过程已经不再在美国发生。美国公司把他们的制造业务,甚至工程师工作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企业利润提升立竿见影,惟美国的就业机器却开始空转。

  倘若延续这种模式,无论硅谷的公司得到多少资本投入,无论创造出多少新科技成果,美国就业也难以根本改观。

  制造业流失是财富剥夺的重要根源

  这种状况影响非常深远。Andy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看法尤其发人深省。他指出,很多人认为,高附加值的工作和大部分利润均留在了美国,因此增值没那么高的就业机会流到海外也没什么可怕。

  然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美国将会变成一个由做高附加值工作的高收入人群,和无法转移的低端就业人群及失业人群构成的社会─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当然,这个结局并不难预测,便是贫富分化,甚至可能引致阶层断裂、对立。在Andy文章发表后的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1%的高收入人群与其馀99%的人之间的矛盾被引爆,愤怒的群众呐喊“We are the 99%”。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觉得自己的财富被富人抢走──而制造业大量外迁导致中层就业流失,很多人从中产滑落至底层,恐怕便是这种财富被剥夺感产生的重要根源。

  拉美过早“去工业化”之殇

  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拉美国家工业化起步远较亚洲还要早,但在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内地相继崛起的近五十年间,却停滞下来。

  今天,曾经辉煌过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均陷入无尽的旁徨;委内瑞拉更陷入绝望,让人叹息。从曾经充满希望,沦落成为今天增长乏力,甚至经济动荡的代表,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工业化几乎是每一个经济体崛起无可回避的阶段。欧洲、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内地,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工业化建立起现代经济的体系,再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根本上,这是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大部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功能便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典型的如贸易、物流、产品设计等);因此,大量的服务业深深嵌入(embedded)在制造业的产业链当中。没有了制造业这一需求来源,很多服务业便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香港年轻一代缺上流通道

  在笔者看来,拉美国家深陷泥潭,过早“去工业化”便是一个重要根源。六十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制造业尚占整体经济高达40%,但国家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产业体系,便开始放弃在制造业内持续投入,导致制造业比重一路下滑至今约14%。

  巴西亦是在七十年代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从顶峰时的35%一路下滑至今的12%左右。过早放弃制造业成为拉美的通病,工业体系尚未成熟便开始衰退,大量劳动力潜力未能发挥,只能转向低端的消费性服务业。虽然服务业比重得到大幅提升,但经济却滑入了陷阱;加之政治、金融方面的决策错误,从此一蹶不振。

  从美国、拉美的经验,我们可以透视香港。今天,美国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尚有12%左右,而香港经历多年的“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仅剩约1.5%。更严重的是,香港不仅把制造业几乎完全转移了出去,服务业中增值没那么高的、能够跨境提供的部分,也开始大量向外流失。很多人相信,香港成本高、土地匮乏,只应保留高附加值工作。

  诚然,高附加值工作和利润依然留在香港,而且香港目前就业情况从数量上来看并不糟。但是,当增值没那么高的制造业或服务业职位大规模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时,香港的劳动力结构并未随之全部变成高端人才,结构错配便因此出现。

  随着中层就业流失,香港整体就业结构出现明显两极分化,社会日益呈现M形;中间的连接部位日益狭窄,低端的阶层、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挤入向上流动的通道。今天香港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包括年轻人与上一代人之间的代际矛盾,一定程度也正是1%的高收入人群与其馀99%的人之间的矛盾。

  笔者在本栏上期曾详细探讨了过去20年,香港在失去制造业后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简单来说便是内地为香港提供了服务业赖以发展的实体基础。随着内地自身服务业竞争力快速提升、服务市场持续开放,香港相当多中介性的、或是紧密为内地服务的产业,将会面对巨大挑战,或是会转移到内地。

  环顾珠三角乃至全国,哪个大城市不在大力发展金融、贸易、物流、专业服务等香港的优势产业?香港处于领先地位的窗口期还剩多久?笔者没有答案,但肯定的是,在这个窗口期关闭之前,香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实体化;而“再工业化”,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诚然,今日的香港已不可能再发展大规模土地和人力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但是,尚有相当多的轻型的、能充分利用香港各项既有优势的产业可供选择。具体有哪些?下期详谈。

  作者为利丰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利丰研究中心副总裁 洪雯博士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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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明明 D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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