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晋:记协煽动意识形态对抗所居何心?

  文|骆晋

  香港记者协会昨日公布所谓的“年报”,以“一国两魇:港媒深陷意识形态战”为题,对中央及特区政府作出无理的攻击。声称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打压、言论自由不保。不仅如此,还祭出“意识形态”大旗,煽动媒体以香港本地的“意识形态”去对抗“北京”的“意识形态入侵”。香港记协本身就严重缺乏公信力,如今为图服务背后政治势力的需要,而不惜颠倒是非、煽动对立、撕裂社会,这不仅已脱离了新闻记者“以事实说话”的基本的操守,更是险恶的政治居心。若继续这种敌对思维,记协必将丧失自己仅馀的“公信力”,沦为公众的笑柄。

  这份报告声称,“一方面,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北京政府前所未有更深的侵害;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则空自忧惧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制度可能渗透到中国内地,并将最终威胁到其绝对的控制权。”并称,“北京”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操控,部分措施延续到香港云云。不仅如此,年报又引述铜锣湾书店事件,声称显示中国政治环境急速恶化,对香港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产生不利影响等等。

  显而易见,这绝非一份“客观中立”的年报,而是充斥极端对立思维的政治报告。意图以意识形态去进一步撕裂香港社会,挑起更激烈的政治对抗,这种做法绝非一个理性新闻工作者的做法,更像是一份美国政治组织攻击中国的人权报告。

  但可笑的是,记协为了罗织罪名,许多基本事实都错。例如,年报编辑、前主席麦燕庭声称,“铜锣湾书店事件反映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入侵香港,明显欲控制批评中国书籍的印制,又指中国从来没有公开过禁书名单,质疑为何在本港出版书籍,回到中国便需要受到当地法律的规管,此举亦严重打击‘一国两制’。现时愈来愈多出版商不敢出版批评中央、被视为敏感的书籍,出版自由严重受损。”(据网媒报道)

  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本质与“一国两制”无关,而是有无违反内地法律的问题。麦燕庭故意模糊事实称“为何在本港出版书籍,回到中国便需要受到当地法律规管,严重打击‘一国两制’”。难道林荣基仅仅是“在本港出版书籍”?事实是,林某人自己在记者会上亦承认,曾分批邮寄到内地,以及交由女友在内地分发。显然,这已非“在本港出版书籍”如此简单,某种程度上已构成了对内地相关法律的触犯。违反内地法律、受到内地法律制裁,何关“一国两制”?记协年报撰写人何以对此熟视无睹?

  所谓的“意识形态侵入香港”,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更是充斥着令人厌恶的政治用语。不是说“评论自由、事实神圣”吗,何以记协能如此上纲上线?

  记协是什么样一个组织?普通市民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记者们的专业组织”,是为了“新闻自由而奋斗”的“中立组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香港记协不仅缺乏应有的“专业水平”,更是处处服务于政治意图,绝不“中立”。

  事实是,过去45年来,记协一直是英殖民统治者的政治工具,由主席到秘书长到执委,绝大多数都是受殖民者的收买,美其名曰“记者协会”,却从未敢对英国人说一声不。就算是英国查封香港报章之时,也从不见有任何质疑之声。直至彭定康来港,它的使命由支持殖民统治,转变成干预、破坏香港的顺利回归。1997年回归开始发布所谓的“言论自由年报”,无视殖民统治时期的打压媒体事实,对回归后的香港政府尽情批评。其最善长的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明乎记协的背景,也就不难去了解其回归以来的一系列举动的真正意图。事实是,从1997年回归至今,记协年报已经成为攻击中央政府、否定“一国两制”、撕裂香港社会的政治棋子。类似否定“一国两制”保障新闻自由的“报告”,一年比一年夸张,一年比一年离谱。

  例如,2014年年报题为《新闻自由危城告急》,2013年为《乌云压城──香港言论自由面对新威胁》、2012年《香港表达自由挑战重重》、2011年《香港表达自由岌岌可危》。再早的如2002年《言论自由的新威胁》、2005年《言论自由在香港面对新挑战》、2008年《香港言论自由面临潜在威胁》、2010年《香港言论自由受压》……

  年复一年唱衰香港、攻击“一国两制”,与回归前受英殖民统治者收买“噤若寒蝉”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当前香港的言论自由环境下,记协的执委们明白,只有靠这种“新威胁”、“新挑战”的言语,才能体现自己唯一的存在价值。但如果这只是一份“记协评论”,公众无话可说,可却偏偏用“年报”的方式公布,其手法也就更为卑劣。

  今明两年是选举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反对派需要“选战议题”,记协此举很难不令人质疑,他们已成为反对派竞选工程的“烂头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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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明明 D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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