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赤琰:土地极度商品化弊多于利

        文 | 郑赤琰

  土地成为一种“商品”,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第一个创作,也是承托资本主义的基石。比较其他商品,土地的保值冠绝群伦。其他商品可以过时、作废,但土地能生财、能救命,却是亘古不变的。以美国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的经验,所有商品的市场交易完全停摆,一片恐慌,只有农业人口能处之泰然。因为他们可自耕自足,农产品卖不出去,自己可拿来养家餬口。这是土地永不变值的一次展示。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市场“保护主义”,把市场发展的空间局限在自己国土内,产品走不出国门,因而国际间的敌视不断恶化,最后用侵略他国来发展自己的市场,资本主义因而走向更恶劣的帝国主义。但侵略也救不了资本主义。大战的结果,迫使资本主义作出变通的改革,其中以美国罗斯福的“新政”为典型,采用凯恩斯理论,用增加工人收入来增加市场的购买力,去救资本主义。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狂热炒楼风难以遏制

  事实也证明,罗斯福及其之后的改革,变成不断增加工人待遇去加大市场购买力。还想到用银行信贷的办法。个人最大的信贷不是来自工作收入,而是向银行借钱去买楼,把楼按揭给银行,自己却以有资产者示人。本来楼价八至九成是向银行借贷来的,却可以当成是自己的资产拿去消费,过更豪华的生活,买汽车、买船、买豪华家具等。第一按揭很快花光了,竟还可将楼拿去作第二按揭,甚至在金融界的恶性竞争下,还出现第三次按揭。结果在二○○八年,资本主义再度出现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在根本无计可施之下,这次轮到美国总统想到用联邦拥有的印钞权力,美其名曰“货币宽松政策”,实则印钞印到超出自己的“国民总生产力”(GDP)。这不是国际信誉破产了吗?不错,确是如此。但美国已成了资本主义最大的国家,已大到不能垮掉,否则举世经济会再度停摆。全世界眼睁睁看着美国超额印钞破坏信誉的做法,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不过,正如一九二九年危机催生了更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中更助长了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建政那样,这次二○○八年的“金融海啸”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加快了“全球化”步伐。与一九一七年苏联社会主义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自一九七九年开始走国际经贸协调互补的路线。中国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用自己社会主义的经济思维方式,去对待资本主义。邓小平在主政后,毅然用“一国两制”的方案收回香港,承诺中国在香港回归后不会用社会主义吃掉香港的资本主义,会用优势互补的方针,让香港资本主义继续发挥其长处,却本着补救的方针去稳定香港的安定繁荣。

  其中一个补救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弱点的重大措施,便是将香港的土地极度私有化改革为有限的私有化,其中一个环节便是将港英时代的“Free Hold”土地(九百九十九年私有权)终止,一律回到“Lease Hold(租地最长期限为九十九年),租借期结束后可续租但要补地价。原以为这么做会因此断绝九七年后狂热炒楼的资本主义恶习。但是经过二十年,“租地”制度仍然阻止不了土地商品自由买卖的风气。本来在一九九八年与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香港的楼价会成为香港经济与金融最大的杀伤力,但基于补救资本主义的思维,中央政府都及时地挽救了香港。一九九八年,由中国银行作后盾,香港击退了国际金融狙击手。二○○八年更因中国经济不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一枝独秀,对香港的信心起了稳定的作用。

  为了要防范香港资本主义的土地商品自由买卖变成自由炒卖的恶习,在中央的敦促下,特区政府自九七年以来也不断地采用为物业通胀减热的政策。董建华执政时,曾采用加建房屋来饱和物业供应的办法,但反而冲击到中产置业者,出现“负资产”的家庭经济压力,同时也出现物业断供的潜在银行危机。这个办法行不通。

  学习新加坡建售“组屋”

  梁振英执政后,采取厉行“辣招”的种种办法,试图清除炒楼恶习。但受整套资本主义物业市场的运作环境所限,一来没有阻止土地发展商的自由市场促销办法;二来阻止不了炒物业的个人财富追求欲;三来土地拍卖成为政府库房的最大资源;四来房地产借贷成了银行最大的借贷市场。这四大因素既是资本主义最大的资产成因,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弱点。如何防止优点与弱点不会对冲,维持优点与弱点平衡运作,使得香港没法跳出资本主义的陷阱。

  但香港也非无计可施。基本上还是要砍掉资本主义土地政策这条尾巴。新加坡采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其要点正是将房地产发展的土地商品化实行有效调节,由政府取代私人土地发展商,将居民住屋八成归政府承建出售。一来可断绝私人炒楼风气,二来又可将房地产的收入归入政府库房,成为公共财富。新加坡政府的财政之所以雄厚,其中一个大收入来源正是卖售政府的“组屋”。对比香港,房地产买卖的最大收益者是大发展商,但他们累积到的巨大财富却成为私有财产,对香港的公共发展可完全不必承担责任。新加坡的财富却由政府用作再投资、再分配,造福其国民。这正是新加坡在摆脱英殖民地影响后,协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赢办法。

  如果香港没法自拔,不效法新加坡,最后的结局难免要走到危机,由中央再出手挽救,正如一九九八年与二○○八年的做法,到时香港人心回归也自会水到渠成。只有这样,才能唤醒那些不认同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港人。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的无限土地商品化是弊多于利。

  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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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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