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戴希立:“港独”空谈无需成本 不顾历史无出路

图:戴希立承认,缩班杀校是教改推行时始料不及的问题 /何嘉骏摄

  戴希立校长是香港千禧教改的鼓吹者、实践者之一,如今则是其中一名盘点者。近两年他退下火线,受聘为香港教育学院校长特别顾问,去年起与梁锦松等教育有心人,自掏腰包检视教改,将于月内发表报告书,继续为香港发展出谋献策。他接受《大公报》专访时透露,会从加强支援学校、扫除障碍和学生学习入手检讨教改得失,教改并非要动摇现时的教育制度,而是扬其所长。

        文|大公报记者唐晓明 吕少群

  戴希立指出,首先要研究怎样加强对学校这个学习基地的支援,使它能够有发展和改革的诱因,“从大的角度看不外乎做两件事,一是政府增加教育经费,其次是引入商界,家长与各持份者凝心聚力,和提供实质支援。”他强调,不只是增加资金,亦可以是商界对于未来工种的介绍、对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等加以启发,让各方面的知识进入学校,提升学生和老师的能力。

  减少不必要文书工作

  第二个就是“扫除障碍”,繁文缛节是障碍之一。戴希立补充,学校应减少繁文缛节,减少不必要的文书工作量,为老师创造空间,专心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辅助他们成长,这个最为重要。其次,大学收生若不够多元化,亦会成为教育的障碍,“始终大学学位有限,除了从正常途径入读大学本科外,其他学生都要继续学习,不过可能是一些职业性、应用性为主的课程,例如高级文凭,如何吸引他们去修读专业课程,从事有关工作,是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戴希立举地盘工作为例,薪水比不少工作还高,工作环境亦不断改善,许多地盘都加设储物柜和提供洗浴设施,让青年人工作后可以“扮靓”才走出地盘,但青年人仍是不愿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觉得晒、怕辛苦等。“如何改善青年人这方面的看法,满足他们的需求,非常值得研究。”

  加强培训助提升教学

  第三个切入点是改变学校教育环境,例如学生应该学什么和如何学习。戴希立说,这并非想改变学校系统,而是加强培训,帮助老师提升教学和帮助学生建立价值观,同时亦要研究如何帮助学生学习,包括电子学习。再如“体验式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就谈及“体验式学习”和“创造性思维”,认为中国教育开始加快进步,国内都知道灌输行不通,要让学生交流,“现在为何不少家长紧张小朋友暑假要去实习,甚至要去外国实习?因为要经过切实体验,才会知道世界的发展情况。”

  戴希立透露,如果条件成熟,准备今年十月做一个有关支援香港教育的“大教育平台”方案,联合非政府组织(NGO)及商界推动商校合作。“其实当年我哋都做过一次,教改期间曾发动NGO在圣保禄学校举办洽谈会,包罗青协、制服团体、展能艺术机构,一人一个课室,通知学校自己来洽谈,将NGO、制服团体引入学校,当时特首董建华亦来参加开幕礼,当时由我举办,所以我印象深刻。”

  港独不顾历史无出路

  近期“港独”思潮在学界蔓延,有激进青年竟主张重修基本法,甚至鼓吹香港独立。戴希立直斥,过去反对派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刻意标榜感性,忽略历史,直指他们高呼“香港独立,全民制宪”无出路。

  “现在有激进青年煽动‘港独’,但当年不论大学生,抑或年轻人,点解最后都同意基本法是一个好的方向?”戴希立说,整个回归过程已作多次辩论,包括“三脚櫈”(即香港前途由北京、伦敦、香港三方代表共同议决)及“以主权换治权”是否适合香港,到最后才有现时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出现,当时不但港大学生投票支持回归,民主派亦提出一个口号叫“民主回归”。

  戴希立无奈地表示,政客煽动“港独”思想,有些青年人盲信,主因是他们无经历,既没读过这段历史,又无参与当时的讨论。“有反对派政客拿出一些命题如‘2047全民制宪’、‘重写基本法’等,由于那些青年对过去缺乏认知,自然觉得好过瘾、有好大吸引力,因为他们没有经历。”

  他质疑一些青年政治组织如学民思潮受人教路,指他们过去论述都从感性着手,忽略历史,例如近期提出的“2047全民制宪”、“重写基本法”等,“如果我年轻多几十年,都会认为设计得一流,因为‘香港独立’、‘全民制宪’这类空谈并不需要成本。”他以全港性系统评估(TSA)为例,在设立时已和老师及家长经过漫长讨论,但这一代家长未经历过TSA讨论,香港政制问题都是同样情况。

  戴希立认为,要重新帮助青年人了解过去,就回归历史多作讨论,又肯定大部分青年都是讲道理,“先和青年人好好沟通,让他们弄清楚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并了解就香港现时的情况,要更多和青年一齐讨论,这亦算是体验式学习。”

  人口降致杀校减低教改成效

  回望千禧教改,戴希立表示在国外备受好评,但遗憾因本港学生人口下降,令学校花费时间应付杀校潮,减低教改成效,亦有人因为政策未能为学界做到拆墙松绑,增加老师压力,对老师,甚至后期对学生和家长都有影响。

  “有一件事我们看到但做得不足,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就是学生人口下降,导致缩班杀校,教育界为了生存,放了很多精力去面对缩班杀校的问题,而不是去做教改的问题,当时如果宽松一些可能聚焦教改的东西可能会多一点,这是当时政府的选择问题。”他说,缩班杀校,令学校增加事务需要应付,这违反了当时第二份教育政策方向报告的标题,即是“创造空间,追求卓越”,但是空间不但未能创造,还好像少了空间,反而创造了缩班杀校的压力。

  戴希立提到,当时政府开始出现问责文化,要向公众和纳税人问责,一问责就有很多问责措施,事事讲求透明度、交代,令学校需要处理很多因为问责而产生的工作量,例如视学等。他强调并非反对视学,但是一旦和缩班杀校挂钩,却会产生很大的杀伤力。他称,加上当时讲校本管理,将工作下移予学校,令学校并非只处理教改工作,而是有很多文件、会议,令学校工作量大增。

  他直言,教改中曾提出四大关键项目,包括专题研习、阅读、德育、IT互动学习,其中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做得不足,未能有效落实,他直言国家观念和德育方面可以再做得更好。对于有人指通识教育科教坏学生,他解释,通识的确有改善空间,“唔识就要走去通,只会沦为吹水”,但通识科亦训练了不少学生有独立思考。他说,有些学生被人误导,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影响,并非通识之过,因为社交媒体是以立场行先,不是三言两语说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教改成功三大特点

图:戴希立等教改参与者探访学校

  戴希立指出,外国多份教育报告,都高度赞扬香港教改的个案。他分析后,归纳出香港教改的成功,主要有三大特点,即是“上而下”、“下而上”及“跨界互动”,外国报告指出,三个理论互相结合,在世界极为罕见。

  他说,第一特点是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协调,虽然有人认为这是枷锁,会带来压力,但外国不少报告认为这是必须。第二是教改有自下而上的校本管理课程,并鼓励创新,例如推出优质教育基金,又让直资多元化,无论在办学的制度到课程的内容,都有多元化的鼓励,

  戴希立称,第三特点是有包括家长在内的跨专业和跨界别协助,当时康文署场地不少活动免费给学生参与,还推动艺术家驻校,举办很多活动,鼓励大学和中学合作,诸如此类,很多元素进入学校,让学校成了改革和发展的中心,跨专业跨界别和跨家长进入校园,当时并非问责,而是协作。

  “有人说,新加坡和上海的利害之处,是自上而下的官员能干,但他们没有自下而上,美国流行基础入门,就自下而上,但缺乏自上而下的方法,有些地方家长和专业协作又不是太好。”他说,环顾世界少有地方可以三方面同时进行,香港堪称独一无二。

  首重学生品格培养多元发展

  戴希立担任仁爱堂田家炳中学校长二十多年,身体力行,把教改精神带入校园。其学校在他的推动下,人才辈出,亦令屯门田家炳中学上升为一级学校。他向记者讲解教学秘诀,全因重视学生品格、价值观,培养他们有多元发展。

  要求学生要有兴趣

  “我开初有个假设,每年收生面试都问家长,我不要求学生一定有最好成绩,但做人要有兴趣,只要有300个家长这种心态,就有信心保证全部BAND1,因为一年都只是收200多个学生而已。”他说,他们学校当年有这个原则,所以永远保持到收生的高水平,但不是每间学校考第一的都趋之若鹜来报读。他强调,“考第五过来都不要紧,因为将来成就不知哪个高,我只要求学生有好的品格和价值观,容让他们多元发展,我相信我坚持这条路线一样有市场,不过好多学校不敢行这条路,那时学校不是英中都够胆行这条路,结果反而变咗英中,出了不少杰出学生。”

  谈到学生,戴希立说,“我哋有些学生入到医学院、清华、北大,亦有些学生在自己的兴趣上发挥所长,成为专业。”他提起游学修,“电影《哪一天我们会飞》的两名演员,游学修和吴肇轩都是我校毕业生,另外一名女演员苏丽珊亦是友校粉岭田家炳中学的学生,三个都是田家炳!”戴希立在教学上强调不问政见,却重视学生品格,“有时未必每个学生的政见相同,但以游学修和吴肇轩为例,他们回校采访都好有礼貌,游学修今年有回来参与陆运会接力赛。”

  提到另一毕业生罗亮添,戴希立指他虽然读书成绩一般,但一直操练“三项铁人”,就算受伤仍不放弃,以代表香港参加亚运为目标,结果获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业馀“三项铁人”刘鸣炜点名赞扬,成为一时佳话。戴校长还有一个学生读书时开始踢甲组职业赛,后来美国有四间大学向他招手,只是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参加校队。“唉,现在有些家长不断要求学生追成绩,令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兴趣上加以发挥,也失去建立和发展专长的机会。”

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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