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昱行:谁是撕裂香港祸首?为梁振英说几句公道话

  文 | 闻昱行

  梁振英即将卸任特首之职了。梁振英治下五年是香港回归后社会最撕裂的时期。反对派不满梁振英,认为他是撕裂香港的祸首,乃至早前在其任期所剩无几的时候,还执意要弹劾。作为特首,对梁振英永远可以认为他应做得更好。但客观而言,香港撕裂并非梁振英造成的。

  五年来发生的几件大事,莫过于国民教育科争议、政改、“占中”,以及反“港独”和人大释法等。其核心问题均涉及固有的复杂矛盾,且短期内没有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

  政改受挫责在反对派

  设立国民教育科,并不是梁振英政府的产物,其前任已开始计划推出,作为加强国家认同一部分。特区政府在2007至2011年的施政报告中都提出推行国民教育,2011年已开始咨询。在梁振英就职之前,一些反对派组织已经开始游行抗议。梁振英上任后继续推行国民教育科,其实是依循原先的既定路线。国民教育科的争议表面上是担心“洗脑”,但实质上是对港人是否应该培育“国家认同”的争论。

  政改问题责任主要在反对派。第一,反对派坚持“公民提名”的各种方案,不符合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跳出了基本法的框架,注定无法让中央接受;第二,“占中三丑”提出以“占领中环”迫使中央让步,这种“对抗中央”的手段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证明,无补于事,反而促使中央收紧政策。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人大常委会做出8.31决定。

  其实早在第一次咨询期,政府就一直声明,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优化“推委会”的选民基础上,可是社会一直“失焦”。8.31决定出台之后,更为务实的方案只能是从推委会提名的方法优化。但反对派宁愿不要普选也不接受“假普选”,毫无妥协的馀地。结果香港政制停滞不前,各方都是输家。可以说,政改的问题上,梁振英可做的不多。反对派认为梁振英“刻意隐瞒香港民情”,导致政改失败。在信息传递如此发达的香港,还硬要说梁振英能“一手遮天”,简直荒谬。

  发生“占中”与梁振英关系不大:在反对派鼓动下,8.31决定出台之后,学运和“占中”都必然发生。学生和“占中”者要求废除8.31决定,中央不会答应,香港政府也没有权力作任何让步,“占中”者自然不会主动撤走。要尽快结束“占中”,除了清场也别无良方。梁振英用法庭禁制令的方式清场,而不是直接命令警察清场,实际上是以“法治”令双方都有台阶可下。总之,梁振英最后对“占中”的处理,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反对派指责梁振英是“港独之父”,这是荒谬。虽然,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点出并不太为主流所知的《学苑》的“港独”论,是“港独”从潜流走向主流,被大众谈论的转折点。但对“港独”的成因必须客观分析。“港独”得以壮大的因素有多种,如两地矛盾激化与本土思潮泛滥,“港独”理论的成形,以及政改失败等等。

  本土主义在梁振英上台之前就已出现。2009年开始流行的“蝗虫论”,是“本土主义”的右翼思潮泛滥的先声。其根源首先是贫富不均所引发的物质焦虑;其次是对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新移民和自由行等导致的所谓“抢资源”和“破坏秩序”的愤恨;最后是对内地文化(普通话和简体字)应用日广所导致的文化焦虑。这些都有深刻的社会矛盾根源。

  孕妇赴港产子与双非、优才计划、内地招生计划等,源于早期的庄丰源案和政府的人口政策等。单程证政策更是港英时代遗留下来,写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的“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政策”,且有家庭团聚的实际需要。梁振英在压抑楼价、努力增加房屋供应、扶贫、推动新经济增长点方面是有成绩的。他上任之初就中止了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风潮,后来又争取了“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还有效打击水货客。可以说,梁振英有做嘢。

  反“港独”实为护法之举

  “港独”的三大理论:以“香港人优越”为基础的城邦论,以“香港人是百越后代”为基础的“血缘民族论”,以“想像的共同体”构建出来的所谓“公民民族论”等,早在“占中”之前已经滋生。这些理论结合右翼思潮,已经拥有令“港独”思潮一触即发的土壤。

  香港政改失败后,“民主回归”理论被批评,更激进的口号立即成为很多不满者的选择。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批判“港独”之前,“港独”思潮(尽管有一些打着“本土”“自决”的口号)已经在社交传媒以及年轻人中流行,只是在主流传媒中还被视为禁忌而已。梁振英批评“港独”,固然令“港独”浮上水面,但这不等于原先“港独”就不存在。试想,如果“港独”思潮没有自身的土壤,没有一定的规模,岂能一批判就突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至于梁游事件导致的人大释法,相信有理性的人都会承认,整个事件是梁游咎由自取。自从梁游宣誓中说出“支那论”,就已经注定了他们必然会被DQ的后果。“港独”不能进入议会是红线,这也是基本法第104条的意义所在。政府因此提出司法覆核DQ这两人,实属必要的护法行为。

  可见,香港这五年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咎梁振英。归根到底还是在“一国两制”实践中的矛盾所决定的。其本质是一些香港人是否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是否乐意从“中国人”的角度思考香港与国家的关系;也在中央是否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一国两制”。这是各方都必须积极面对的问题。特首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但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对立的心态不改变,无论什么人当特首,都不会有差别。对梁振英的评价,应该更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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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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