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昱行:罔顾事实的“港独”理论——驳练乙铮

  文 | 闻昱行

  练乙铮新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质疑香港属于中国的合法性。但其事实、理论与逻辑之错误,无不令人吃惊。

  首先,练声称,秦朝在公元前221至210年“发起一系列残酷的军事征服”岭南,香港就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他“引用”中国著名歷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称,“这些征服是中原地区汉族对周边非汉族人进行殖民统治的非正义战争”。于是,这成为香港自古不属中国的理由之一。

  需要指出,在练“引用”的葛剑雄《中国歷史上的分裂与统一》文中,并没有练的这句话。在葛剑雄名著《分裂与统一——中国歷史的启示》一书中,也找不到所谓“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字眼。似乎这是练“脑补”出来的情节。当然,就歷史而论,把秦朝在岭南的扩张形容为“侵略”与“非正义”并无不可。战国哲学家孟子早有名言“春秋无义战”,哪个古代国家在早期的形成与扩张中没有类似“非正义侵略”呢?把这种远古时代的扩张与近现代的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相提并论,显然不恰当。

  更重要的是,远古时代的扩张无法与国际法框架下讨论的“领土合法性”拉上关系。几乎每个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都无法避免侵略,而且绝大多数国家的侵略都远晚于秦朝在岭南的扩张。普鲁士在1871年才灭亡所有德意志邦国,日本在1879年才兼併琉球,美国在1898年才兼併夏威夷,距离现在不过一百多年。再极端一些,美洲、大洋洲等主要国家的形成都经过殖民,迄今亦不过几百年的歷史。如果凭2200年前的扩张可以否定中国对香港的主权,那么现在世界还能有什么国家能合法地保持现疆域呢?

  即便《纽约时报》编辑无法分辨文中其他争议点正确与否,至少仍应具备基本的知识素养,刊发如此论据令纽时蒙羞。

  对政治制度的混乱描述

  其次,练乙铮又声称,“岭南有着两千多年的歷史,除了少数城市地区之外,远在北方首都的中央政府并不能有效地统治这里。这个地区主要是由经中央政府审查的部落首领依据当地风俗管理的”。

  这也是错的。练所描述的是“羁縻制度”。此前他在纽时上发表《“一国两制”是现代版的土司制度》,就开始在字里行间把西南地区与广东的制度混为一谈。中国确实在云南等西南地区长期实施羁縻制度,元代被正规化为土司制,清朝雍正时期才改土归流。但在现广东地区,类似改土归流的过程最晚在唐朝末年已完成了。

  唐朝多次在岭南用兵,推行郡县制度,撤销土著民族的“自治区域”(如高州都督府)。唐代“岭南道”虽管辖多个“羁縻州”,但它们都位于现广西与越南(安南),不在广东。同时,从唐高宗开始,中央改变以往在岭南严重依赖土著贵族的羁縻制,推行“北选”与“南选”并行。所谓北选,是科举选拔的官员被中央直接派到岭南;南选则是每隔三至四年,中央派出“补选使”随同监察御史等,到岭南选拔土人为官,会同当地都督府向朝廷具报再授予官职。

  南选不同于羁縻之处是中央实质性地参与到选拔中,而不依赖权力虚化的土著世袭。它让大批土著非贵族加入统治行列,解决了长期以来岭南地区中央委任官员过少而不得不依赖土著贵族的问题。伴随岭南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繁荣,这些措施把广东地区逐步有机地整合到中国政权内。五代十国时的南汉(一个汉族割据政权)之后,广东地区在现代之前都没有出现割据势力。可见至此已成为中国结合紧密的一部分,远在土司制度形成之前。

  练所谓的中央政府不能有效统治,又带有一些“港独歷史发明家”的理论,即认为:岭南乡村中乡绅力量大,很多事务依照“乡规俗例”解决,因此“中央政府就缺乏有效统治了”。这种把乡绅类比为土司的说法是可笑的。乡绅制度遍布整个汉人地区,并非岭南独有。乡绅尊崇儒家学说,强调忠孝,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是晋身乡绅的途径或维持乡绅身份的保证。它是官僚系统外,在地方上协助管治以巩固国家权力的补充,而不是游离在体系之外的“独立王国”。虽然在动盪时期,乡绅对地方秩序的重要性增强,也不能理解为在通常情况下中央不能有效统治。如果按照练的理论,绝大部分的中国都不是中国,岂非荒谬?

  其实,在美国倒是有大批的现代“羁縻地区”。美国有300多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当地印第安人一般把其保留地视为“印第安国家”(Indian country),内部亦实行印第安部落法律。如果岭南(与香港地区)因为乡绅制度而不算中国领土,那么印第安人保留地岂非更不算美国领土?

  “身份构建”的低劣谎言

  练又同样荒谬地强调,“香港人与中国北方佔大多数的汉族人存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差别”。首先,他强调“中国北方佔大多数的汉族人”,彷彿南方的汉人就不是汉人一样。事实上,包括华夏与百越在内的东亚与北亚人,都是第二次从非洲迁移到亚洲的“晚期亚洲人”,本来就同源。根据復旦大学金力、李辉等的基因分析,广府汉人与北方汉人间的父系同源性在60%以上(客家人与北方汉人的同源性更高),母系上差异较大。而民族的判定也不能只看血缘,还有文化上的认同。无论文字(汉字)、生活方式(农耕为主)、思想(儒家)、社会结构(家长制)、祭祀(重父系祖宗传统)等人类学上公认的考察点,岭南汉人与其他汉人都没有本质差别。

  广府汉人的口语粤语无疑兼有汉语及百越语的成分,到底应视之为“带有地区特性的古汉语”、“受百越语影响的汉语”还是“受汉语影响的百越语”,在学术上尚有争议,但各种理论都不否认其与汉语的亲缘性:语法相似;很多特有词彙源于古汉语;特有的音韵声调也都能找到古汉语的根源。另一方面,语言与方言间无严格分界线,其判定相当程度上带有政治性,但无论把粤语等定义为方言还是语言,它与北方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仍是客观事实(无非如何划界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即便退一万步,练所说的基于歷史的独特性均成立,这也是广东人的特性而不是香港人的特性。在1841年之前,香港与新界的本地人口很少,并与广东人无异。现在的香港人,绝大部分在1841年以后(特别是战后)从中国(特别是广东省)各地迁入,或为其后代。

  事实证明,在1841年英国统治香港之前,香港的歷史就是广东歷史的一部分,而广东歷史上无疑属于中国。即便在港英时期,由于大量中国内地人移入,香港人也没有区别于内地人(特别是广东人)的特性。基于歷史构建的“香港民族”纯属谎言。

  资深评论员

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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