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南:美化“占中”香港还会有法治?

        文 | 陈光南

  继律政司不起诉收取“黑金”的反对派政客之后,终审法院对于黄之锋等三人的暴力行为案件,作出推翻高院、维持原审裁判官社会服务令的判决。三人立即释放,在社会上引起的后果是非常恶劣的。原因是终审法院强调了两个观点:第一,公民抗命即使违反法律,仍然是香港社会承认的;第二,高等法院的判刑指引,没有追溯力,因为“占中”事件发生在判刑指引的前面,所以,虽有暴力行为,也不必坐监,予以释放。换句话说,“占中”发生暴力事件,其他的被告人一样通通都不必判处监禁,社会服务令就可以了。这可以说是一次特赦,大面积赦免了许多被告人。

  判决等同“特赦”“占中”

  根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的第十二款,特赦的权力在行政长官,而不是在终审法官的手上。黄之锋等三人使用暴力行为重新占领“政府前地”,拉开了大规模“占领中环”的序幕,这个暴力占领行为,对其他青年人有明显的教唆和示范的意义。其后参与“占中”的人便使用铁马和竹枝撞击立法会玻璃大门,并且搜查警车,数以十万人计的香港居民因为道路被占领失去了上班、营业的权利,政府总部的运作陷入了瘫痪状态,银行也没有办法开门营业,对对公众的权益造成严重的侵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广大香港居民三年来一直要求律政司起诉有关煽动和策划“占中”的领导人,但是迟迟未对“占中”作出检控。现在终审法院提出了一个判刑指引没有追溯力的观点,所有犯事者就不必坐监了。公众都知道判刑指引是一回事,判例法又是一回事。判例法早已经存在,既然美国英国的判例,早已经有人因为占领,判处十六个月的监禁,为什么终审法院抛开了判例法,而自行制定一个“判刑指引没有追溯力”的观点,让被告人不用坐监?

  更加离奇的是,终审法院“公民抗命是香港社会所承认的”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与民意不符。这不过是终审法院法官的政治观点。终审法院的判决认为,公民抗命不采取暴力,就没有问题。我们则认为,公民抗命,连犯法者也承认自己是违法的,是触犯法律的,既然触犯了法律,侵犯了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瘫痪了政府的运作,就有一个损害香港整体社会利益和法治的问题,就应该按照香港法律和判例法进行起诉和判决,绝对没有理由公民抗命不使用暴力,就不会判坐监,不会给予吓阻性的刑罚。

  所有法律的制定,无非是要保证社会在法律所规定的轨道正常运作,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政治取向或利益,而令公众产生恐惧、社会秩序瘫痪、公权无法行使、政府不能运作。为什么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事件,美国的法院对占领者作出判刑,最重的判处十六个月监禁?法院是执行法律的机关,不应该无视法律所规定的刑罚的存在。

  “香港社会承认公民抗命合理合法”论,是不符合香港的宪制和法律规定的。请问,香港的立法会通过了“公民抗命合理合法”的法律没有,完全没有。基本法一百六十条条文,有没有列明香港的公民可以用犯法的手段,反对他们心目中的不公义的社会现象?也没有。因为所谓“不公义”,不同人有不同的尺度,有不同的定义,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尺度。这样就变成了没有一个是非准则了。“占中”发起的目标和实质,就是挑战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宪制发展由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宪制原则,这就涉及到终审法院对于中央管辖的事务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的问题,现在终审法院认为“香港承认公民抗命”,也即是说,终审法院自己也支持“占中”,所以变成了“香港终审法院承认公民抗命”。

  特首应及时向中央汇报

  根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终审法院对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如果要作出解释,在终极判案之前必须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终审法院没有这样做,就匆匆忙忙转一个弯,肯定“占中”是维护公义的,反而人大常委会关于政制的决定变成“不公义”。在法理上和伦理道德上,变成了下级机关,否定了上级机关,被授权者否定了授权者。这在宪制的运作上,完全是一种颠倒和越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区政府不应该坐视不理,应该维护基本法,应该维护香港的法治,向中央政府提交有关报告。

  新任的律政司司长立即支持了终审法院的判决,也支持了所谓判刑指引可以取代判例法的观点,这样也是令七百万市民感到奇怪和大惑不解。袁国强提出了刑期问题的司法覆核,大得民心,但是,新任的律政司司长却认为“占中使用暴力”判处社会服务令也非常合适,这中间出现了什么变化?理据是什么?律政司司长应该到立法会向广大市民作出一个清晰的交代。

  把“占中”的事件进行美化和肯定,说成是“香港社会承认”,对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稳定有什么好处?如果再发生第二次“占中”,谁来维护香港的社会秩序?放弃了法治的长城,七百万香港居民将要承受严重的苦果,我们香港人怎么会认同导致社会动荡和秩序失控的“占中”的违法行为!

  资深评论员

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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