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鼻祖黄一鹤:那时办春晚有政治风险

2013-02-10 18:07  来源:腾讯文化

春节晚会开山鼻祖——黄一鹤

纪录1984年春晚的画刊

赵忠祥在1984年春节晚会上担任主持人

  见证人:黄一鹤

  年龄:75岁

  受访者身份:第一届春节晚会总导演

  受访时间:2009年8月3日

  谁也没想到1983年一台年终晚会会为日后一个国家的百姓度过最盛大节日提供一个模板。

  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是一台“土”到雷人的晚会:摄像机找不到焦点,一段并不精彩的相声都能杀掉20分钟,晚会现场更像是李谷一的个人专场——她在晚会上演唱了7首歌。

  但就是那个在600平米的演播室进行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不到60人的晚会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第一次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这样一台完全以欢歌笑语为核心的晚会,颠覆了绝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多年的概念。

  “那个时候办晚会是要冒政治风险的,每一次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时任第一届春晚导演的黄一鹤这样讲。

  从大年初一开始,广播大院的收发室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件,有赞扬,也有批评,最后,不得不单独给“春晚”信件设立一个收发室。

  从此,不管黄一鹤走到哪,“83年春晚导演”就成了他的个人代名词。

  春晚现场解禁“靡靡之音”

  20多年前,当黄一鹤接到导演春节晚会的委派时就敏锐地看到,作为在中国最喜庆的节日里播出的晚会,春晚绝对不能板起面孔,如果继续采用录播的形式,全国人民就只能被动接受春晚的节目,就不会有全民参与的热情。

  当时,黄一鹤做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用直播。

  “ 1983年,当时国内的歌星很少,李谷一算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个,1983年春晚开通电话点播后,很多观众都要求让李谷一演唱歌曲,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是鼓舞斗志的歌曲,像《乡恋》“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这样流露个人情感的歌曲是不能登台的,是禁歌,因为我们的国情是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没有解放,你要唱这种靡靡之音,就是削弱人们的斗志。但是那天晚上晚会进行时,当时接线员端了一盘子观众的电话点播条给我,我一看几乎全是《乡恋》,感觉很难处理。于是让接线员去找当时在晚会现场的时任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吴部长看后摇摇头。

  后来又来了一盘《乡恋》的点播条,吴部长还是没同意。第三盘《乡恋》上来时他开始皱眉,第四盘时他就开始擦汗了,其实他也不敢做主,部长也没有权利将这样一首歌在春晚上解禁。但这么多点播条来了,他也很紧张,到最后不同意不让唱,会把观众激怒的。等到第五盘上来后,他走路步伐变快,终于一跺脚说:“黄一鹤,播!”

  当时我听到这个命令非常高兴,就问音响师《乡恋》准备了没有?他说根本不能准备,因为这是禁歌。我就很焦虑,好不容易找到电视台的技术人员,他说我家里可能有,然后他就停下手上的活回家去找,过了20多分钟,拿来一盒磁带,果然有《乡恋》。我找现场嘴最快的主持人,由姜昆来播报。

  当时演播现场的人并不知道这些事,李谷一也不知道要唱《乡恋》,现场的观众也不知道。突然姜昆报幕念了很多条子,录音带一放李谷一就跟着唱了。

  晚会结束后收到大量观众来信,评价我们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在当时冠以“人民”两个字就是最高评价了。说毛泽东是人民的老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老总理,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赞美,我当时就哭了,同事们也哭了,因为这是观众给我们最高的嘉奖。”

  “马季在电话里给首钢工人说相声”

  因为设置了电话点播环节,所以黄一鹤当时就想到一定要请一个口齿伶俐、应变能力强,既能和观众有效沟通,又能传递晚会意图的人来作为串场。

  当时还没有主持人概念,央视当时只有3个播音员。所以他决定在社会上物色人选,就这样,他选定了当时社会上著名的相声演员——马季。

  “晚会结束大家卸完妆准备去吃夜宵,领导就问我老黄你看看演员来齐了没有。我知道主持人肯定是最后卸妆,我一看,最胖的主持人马季没来,我说他怎么还不出来,马上开车了。我跑到演播室里,一看马季拿着电话正说着呢,他在说相声。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人是首钢的炼钢工人,晚会进行的时候他在高炉上值班,没有看到我的节目,他打电话来正好我赶上了,对方说你是马季吗?我说是。他说你刚才的演出我没看见,好久没听了,你必须给我说一段。于是乎马季就给这个观众一个人说了十几分钟的单口相声。

  我非常非常感动,后来马季去世之后,很多人采访我一说到这里我就控制不住。那时的演员跟观众是心连心的,现在我听说很多的演员走穴演出,该你上台了问经纪人给多少钱,本来是5万块钱,结果差一千块钱没给,他就不上台。像马季这样的艺术家参加晚会肯定是受欢迎的。在现在来看,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担心国民党派特务暗杀黄阿元”

  1984年,黄一鹤连任春晚导演。这年的春晚就在这样特殊背景下开始筹备。

  那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没结束,以邓丽君歌曲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文化在运动中被批为“靡靡之音”;同时,中英两国正在进行香港回归的谈判。黄一鹤在这个敏感微妙的关口申请由台湾艺人黄阿原,香港歌手张明敏参加春晚。

  “这一年,我经历了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磨难,在那个年代每前进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危险”黄一鹤说。

  “1983年之后,1984年台里就想更上一层楼,4、5月份就着手成立班子。我自己非常兴奋,但也非常烦恼,因为串场这种形式在1983年已经用到极致,为 求突破,只好在内容上想一些办法。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一些对我们来说很不利的消息:1984年年中的时候中央又传来一股风“清除精神污染”,这对意识形态、对文化战线有非常大的影响。1983年春节晚会上一些人性化的歌都可以唱了,年轻人非常欣赏。但“清除精神污染”之后说邓丽君的歌不能听了,说削弱革命斗志,街上的警察听到你听邓丽君的歌都来管制,年轻人只能半夜在被窝里听。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气也不能走,比如说年轻人留小胡子、穿瘦裤子,这叫奇装异服。这些东西传到我们耳朵里压力非常大。

  根据我的经验觉得这个晚会没办法做了,苦闷中有一天我翻报纸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光明日报》后面几版有一篇豆腐块大的文章,谈到英国的撒切尔夫人1984年年底要到北京来,跟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里谈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突然就想到从政治上讲把祖国比喻成母亲,中国人过春节有一个惯例,母亲要把所有的儿女们都请到家里来过一个团圆的佳节,祖国大陆是母亲,港台演员是孩子,我们能不能把在海外漂泊的游子请到晚会上来,投入到母亲的怀抱,这样就合情合法了。我就像台长汇报,要求把港台演员请来,请他们唱港台歌曲。

  回去之后我把想法跟智囊团讲了,大家非常高兴,写了请示报告,抄了一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并没有谈到香港、台湾的事,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把《语录》抄了一大堆,说请他们回来是人之常情。

  随后我们一行4、5个人去了广州、深圳寻找演员,一天我在公交车上偶然听到一首歌,歌词有黄河、长江,就问司机这是什么歌,司机拿出磁带,我一看,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在司机的指点下买回磁带,通过新华社香港分设邀请张明敏。然后又找了奚秀兰。

  这时台湾的人也有了,台湾有一个主持人叫黄阿元,是偷着从台湾经过日本到大陆的,当时身份还不敢公开,怕国民党派特务把他杀了。阵容济济一堂,但领导不同意,觉得台湾的主持人拿着话筒说话太危险了。一直等到1984年元旦,有一天宾馆的电话响了,对方说话语气很硬,说你是黄一鹤吗?我说是。他说我是部长秘书,部长的意见是不用港台演员了,如果你接受部长的意见就好好把晚会搞下去;如果不接受,部长的意见是准备把你撤了。当时我脑子反应也快,觉得按部长的意见不用港台演员,回到老样子,观众肯定不满意,那就意味着我艺术上的失败。艺术上失败就生不如死,把我开除了也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打算本着自己的取舍决定,我说请问现在部长定了没有?如果定了开除我,我不说什么,拿起行李离开剧组我就回家。当时说完话心里踏实了一点,于是始终这么顶着,我不让,领导也不让。一直顶到腊月二十七,这时全体支持我的人都坐不住了,于是说赶紧再请示一遍。我们电视台的副台长就给广电部的副部长打电话,早上8点钟通话后副台长很失望的摇摇头,接着过30分钟就打一次,一直到中午11点半。我们想最后一拼吧,又给副部长打,这次谈的时间比较长,很多细节都向领导汇报了。这时,副台长突然眼睛一亮,说黄一鹤定了,就按原计划办了。当时我兴奋的眼前发黑,1984年的除夕晚上根本用不着动员,大家早就摩拳擦掌了。没到集合时间,大家主动跑到客车上直奔电视台,感觉就像山洪爆发一样。

  1984年晚会之后,大家都跑到场地上去,情不自禁的拥抱在一起,极力的拍打对方的后背。都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演出这么成功,我们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我支持山寨春晚”

  黄一鹤至今都认为1983年春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全国观众的普天同庆。

  当时,为了找一件适合在春晚上出镜的衣服,刘晓庆在香港买了两套衣服,其中一件就是大红色胸前很多扣子的衬衣。春晚过后没几天,走在大街上,马路上很多女同志都穿着红色那种衣服,大家还把它取名晓庆衫。

  春晚甚至让让那时以黑白灰为着装色调的年代突然增添了绚丽的一抹亮色。

  “前几年晚会最大的成功是跟观众心连心的。如果你总是觉得你很高明,弄几个喜剧演员逗逗乐,觉得观众就能满意是不可能的。1983、1984年的演员是十分幸运的,只要有观众打进电话点节目,他们就可以无休止的唱下去、演下去,节目的随意性大到不可以想象。

  事隔20几年以后,央视网站评选的“观众最喜欢的春节晚会”,我没想到20年过去了,观众还是很怀念演员那么少、穿的那么俭朴的83年的晚会。我现在回头再向,那时候大家之所以想听《乡恋》,那么喜欢春晚,是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节目,而是一种突破。那个时候大家都提倡想大的方面,国家、民族的幸福,但春晚让人们觉得在大范围里也可以想个人的幸福,个人可以有个人的追求。

  现在民间都开始有了山寨春晚,和每年都模式固定的春晚比起来,我更支持山寨春晚,我把它理解成为民间的一种揭竿起义。”

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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