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歧途: 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

2013-02-18 20:14  来源:政治学研究

  内容提要: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和意识形态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事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亡成败。斯大林之后苏共意识形态的蜕变,历经赫鲁晓夫时期的舛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崩溃,最终导致苏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社会秩序陷入全面混乱,这是苏联演变解体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对这一教训,我们应深入研究,引以为戒。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蜕变; 解体

  根据党奋斗目标的要求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始终坚持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政治方向,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启发凝聚动员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功能作用,是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农兵夺取十月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也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开创性历史成就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重要武器。

  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了一套与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条主义因素,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发挥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作用和世界性影响。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先后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他们本应继续坚持和完善意识形态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和方向。然而,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步入了歧途,开始向发挥相反作用的方向演变,逐步转向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政治价值观,彻底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正义性,最终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悲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一教训,是坚持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不可不深刻铭记和认真汲取的。

  一、苏共意识形态的蜕变历程

  苏联演变解体原因是错综复杂。关键性的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层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发生了蜕变,逐步酿成和推行了一条导致苏共败亡、苏联解体的错误路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社会制度变革的发生,往往都有一个在意识形态领域先行酝酿的过程。因此,考察苏联演变解体的原因,需要追本溯源,寻找这一悲剧发生的源头。苏联解体前曾任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年代。”回溯历史,苏联演变解体的开端,是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造成反共、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起,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新思维”改革路线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人事上准备了土壤。

  ( 一) 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的舛误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不久,苏共就在赫鲁晓夫的主持和发起下,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领域着手进行所谓“解冻”,通过召开1956 年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和1961 年苏共第22 次代表大会,掀起了两次大张旗鼓批判个人崇拜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同时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等系列理论观点,并提出“20 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这些言行,看似在纠正过去的错误,调整理论和政策,改革苏联社会,而且都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词藻做了一些包装,但是,从赫鲁晓夫是在苏共20 大议程安排之外,以事先不通告不讨论的突然袭击方式发表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这种恶劣做法,及其推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内容实质和客观效果看,都成为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背道而驰的开端。

  首先,苏共20 大首次造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危机”。赫鲁晓夫在苏共20 大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全面客观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进程中的失误和曲折,实事求是地纠正历史错误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而是站在敌对立场上,以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的阴暗心理和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对领导苏共和苏联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长达近30 年的党和人民的领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恶毒的诋毁诽谤和全盘否定。其恶果是造成苏联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政治思想的严重混乱,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前所未有的动摇怀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另一恶果是引发了波兰、匈牙利动乱,中苏论战和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赫鲁晓夫提供的“材料”,污蔑社会主义“不人道”、是“极权统治”,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二战后第一次反共、反社会主义高潮,导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思想混乱、信仰动摇、大量退党,“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鼓噪甚嚣尘上。

  其次,“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模糊了苏共和苏联应有的阶级和社会属性。赫鲁晓夫时期苏共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宣称苏联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苏联全体社会成员都属于人民范畴,因此,苏共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全民党”,苏联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全民国家”。对苏共阶级属性和苏联国家属性的这一重新界定,不仅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既不符合国际社会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尖锐对立的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苏联社会和苏共党内仍然存在坚持完善社会主义还是趋同回归资本主义两种思想政治取向和两条道路之间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不论人们是否承认这一客观存在,苏联演变解体的过程与结局已经对此予以佐证。

  “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从表面看好像是为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苏共和苏联的社会政治基础,其实质和影响则是模糊和淡化苏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苏联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削弱和改变苏共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使苏共和苏联国家政权开始失去它原有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思想理论基础、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在国际和国内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政党演变成“全民党”,党的先进性也就不存在了,党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领导主体的资格也就不存在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演变成“全民国家”,国家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也就不需要了。其结果必然是启动苏共和苏联的“和平演变”进程,即: 逐步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逐步自我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直至出现以消灭“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为主要“生活目的”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台,在西方和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配合和支持鼓励下,最终完成苏共和苏联的自我毁灭。

  赫鲁晓夫的另一错误,是超越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 1959 年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 1961 年在苏共22 大总结报告中提出“在20 年内( 到1980 年) 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把共产主义目标的标准庸俗化为苏联人民能经常吃“土豆烧牛肉”。赫鲁晓夫提出的这种“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的冒进口号,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败坏了共产主义的声誉,很快就彻底破产,成为苏联国内外一大笑柄。

  最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思想言行给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所代表的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动摇乃至瓦解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②2001 年3 月,亲手埋藏了苏共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视台采访时承认: “我们是苏共20 大的孩子,苏联60 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20 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政治局委员,在摧毁苏共和苏联的狂潮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雅科夫列夫也有同样说法: “赫鲁晓夫1956 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我的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

  ( 二) 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的僵化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为了结束因赫鲁晓夫的“解冻”造成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混乱和社会主义信念动摇,重提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号召党员干部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修养。他强调: “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宣传家们把赌注主要下在意志不坚定、政治上不成熟的人身上,为此目的不惜利用形形色色的叛徒和蜕化变质分子。经常关心每一个苏联人的思想锻炼,关心加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不调和的进攻性斗争,应该是一切党组织、一切意识形态部门、一切共产党员的义务。”勃列日涅夫虽然对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有限度的调整,部分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但既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赫鲁晓夫时期的路线错误,也没有面对苏联国家与社会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新老问题和挑战指明解决的出路和方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现象盛行,使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陷入停滞与僵化。

  首先,对国情判断继续脱离实际, 1967 年庆祝十月革命50 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苏联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理论,虽然这一理论意在纠正赫鲁晓夫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视而不见,空谈“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环节———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极为重要的特征。”

  与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理论一样,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超越了苏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掩盖了苏联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虚报统计数据、编造发展成就的现象从基层开始,层层向上泛滥,造成太平盛世、一片光明的盲目乐观和虚假繁荣。所谓百分之百完成计划“不过是官僚主义的花招”,“领导人感觉不到正在逼近的危机。”官方宣传的“发达社会主义”图景与苏联民众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进一步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至80 年代初,共产主义被许多人理解为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但必须挂在嘴边的套话。官方理论的脱离实际和僵化必然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淡漠,社会信仰危机日益严重。

  其次,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严重变形,助长了言行不一、贪污腐败现象在苏共内部和苏联社会的流行。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贪图享受、以权谋私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特点和积习。勃列日涅夫等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自我标榜为卓越的“列宁主义者”,其著作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被媒体大肆吹捧,但其个人、家属子女和亲信却以权谋私,追求与其公开言论相反的奢华腐化生活。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员队伍人数不断扩大,但党的影响力和威信却不断下降。曾主持苏共中央组织工作的利加乔夫回忆说: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几年,言行脱节成为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例如,宣传的是节俭经济,而实际上却漫不经心地吃掉了靠出售石油挣来的数千亿的外汇和卢布。”

  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真正在群众中扎下根,一方面,在思想领域的严格控制下人民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官方的理论宣传终因与社会生活实际的反差失去了吸引力; 另一方面,各种歪曲、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滋生蔓延,暗流涌动,孕育着危机。社会领域出现“夜间人”政治现象: 即白天的思想言论处处与官方保持一致,夜晚则过另一套生活: 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针砭时政,抨击权贵,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表明,苏共和苏联已陷入生死存亡危机,面临完全失去人民群众的信服和支持的巨大危险。

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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