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歧途: 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

2013-02-18 20:14  来源:政治学研究

  二、意识形态蜕变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

  ( 一) 在政治领域使国家失去维系苏联存在的领导核心

  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握领导权而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首先在于党能够坚守意识形态的阵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功能作用。然而,当决心与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决裂”、鼓吹实行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正式成为苏共的指导方针后,党的组织内部分立主义严重,混乱不堪,各种政治派别和组织乘机大批建立和发展壮大,用各种方式向苏共发动进攻,开展夺权斗争。在1991 年8·19事件前夕,苏共已从昔日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有严格纪律的战斗队伍演变为一个思想混乱、政见庞杂、人心涣散的政治组织。大批党员退出苏共是危机来临的一个明显迹象。据苏联官方统计,1988 年退党人数1. 8 万,1989 年为14 万, 1990 年6 月退出苏共的就有37 万。1991 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只有13%,苏共的支持率只有14%。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产生并迅速发展,国内出现了声势日渐壮大的政治反对派。早在1986、1987 年,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开始在俄罗斯共和国的许多大城市形成。1988 年春夏,非正式组织开始在城市之间建立联系。1990 年8 月,非政府组织数量已达9 万多个、政党有2000—3000 个,其中,全国性的政党约20 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约500 个。这些组织和政党打着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试图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推翻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并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不断出现。

  从1990 年起,以象征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命名的城市、街道出现了改名浪潮。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象征的政治符号、政治标记等被破坏和损毁。全苏矗立着的列宁塑像,一夜之间被推倒打碎,博物馆中陈列的苏共和苏联历史纪念品被搬出,以致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于1990 年10 月13 日发布要求制止拆除列宁纪念碑和“粗暴凌辱与国家历史有关的纪念碑”的命令。

  由于苏共已失去执政地位,苏联的中央权威日渐衰落,国家分离主义和民族离心倾向也越发明显。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率先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内容是允许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独立。此后,苏共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均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看准了政治气候的转变,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标榜“民族主义的色彩”,借以吸引选民的注目和拥戴。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分裂势力充当了领头羊,他们与苏联境内的其他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共同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主权“独立”、“自由”的大旗,以加盟共和国独立的既成事实,终于在1991 年末,逼迫当时已空有其名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告了苏联的灭亡。

  ( 二) 在经济领域瓦解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思想理论上的教条化,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僵化和缺乏活力,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年执政后一直没有克服且日愈严重的问题。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中期,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是典型代表。如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只能坚持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在这30 多年断断续续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未见成效。然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观点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对原有体制进行彻底否定和贬损嘲骂的同时,又对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教条主义的盲目崇拜和模仿。到1990 年,由于企图改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让与计划“水火不相容”的市场“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国家完全停止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计划编制和全民所有制——一个已被废除,另一个也被贴上了废除的标记。对西方国家和从美国请来的经济改革顾问言听计从,如保证采取“哈佛计划”,实行“休克疗法”,同意接受西方的监督等,最终引发了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和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灾难性后果。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吸收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优势和成功经验,不假思索地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对此,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哲学家、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重新审视苏联的这段历史后指出: “在苏联所取得的成就面前,使得人们不止是对苏维埃社会自身的制度和经济规律缺乏研究,甚至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也缺乏研究”。不面向客观实际,不解放思想,不及时研究和切实解决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当感受到危机已经降临时又自乱阵脚、病急乱投医,最终只能是被自己迷信的庸医害死。

  ( 三) 在思想文化领域使舆论阵地失控倒戈

  苏共的意识形态蜕变,突出表现为舆论媒体的掌控权和话语变化上。在实施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后,苏共把主要舆论工具拱手让给了敌对势力。

  1986—1988 年间,苏联官方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这些报刊包括: 《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和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等。这些报刊在苏联解体前夕,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毁灭苏联的“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

  1990 年6 月,正式颁布的《苏联出版法》明确规定,禁止书报检查; 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 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登记出版资格。这一法案公布后,新报刊层出不穷,众多原有报刊纷纷“独立”,借机摆脱苏共和原主管部门的约束。在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 5%。同时,报刊中过去惯用的套话少了,越激烈、越有蛊惑性和煽动性的言词越受读者的热捧。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往往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全国各地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瞬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平台,一些能说几句晦涩难懂的英文或西方辞藻的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反叛人士往往被捧为学问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媒体的追宠,而且其中不少人一步登天,成为政治精英。在报刊电视成为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后,苏共的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也变成了宣传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论坛。

  在媒体彻底倒戈和反社会主义思想舆论强大的攻势下,苏联民众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几乎荡然无存。到了1990 年前后,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苏联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 的被调查者认为应效仿美国; 32%主张模仿日本; 17%的人选择了德国; 47%的人看好瑞典; 只有4%的人选择中国

  ( 四) 历史虚无主义为苏联瞬间解体提供舆论氛围

  自苏共20 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存在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思潮。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期批判的主要是斯大林个人, 1988 年以后,这股思潮已经发展到了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否定列宁、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地步。

  在这样的政治思想背景下,继苏共20 大和22 大之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掀起了新一轮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力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致不仅使苏联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而且使苏联民众的爱国主义传统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践踏。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导致人们失去了观察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使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敌对势力咄咄逼人的夺权和变天攻势面前,看不清斗争的实质,不是针锋相对进行反击,而是步步退让或袖手旁观。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回忆说: “在上世纪90 年代,反爱国主义简直都已经成了叶利钦政权的招牌。时时刻刻都会有人把脏水往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者头上泼,有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为的就是要把这些概念彻底消灭,尤其是针对年青一代。当局努力用他们的靴底,去践踏人民记忆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连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也不放过。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弹,不过当然是畸形的反弹,那就是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极端主义组织。”意识形态的蜕变发展到这种地步,苏联的分裂解体就成为定局。

  ( 五) 为西方的“和平演变”提供了便利

  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西方反共势力把“和平演变”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战略,苏联是该战略的主要目标。20 世纪50 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就这一战略不无自信地宣称: “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30 多年后,杜勒斯的预言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身上言中。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与其同伙雅科夫列夫等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就是杜勒斯所期待的“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的那一代“苏联的年轻人”。1988 年12 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苏联就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 万外汇卢布,进口20 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西方国家一方面公开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示支持赞赏,另一方面则加紧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所带来的难得机遇进行各种形式的思想和政治渗透活动。为此,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每天用6 种语言传播“国际 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 BBC) 、德意志电波电台等西方国家电台也每天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另一重点是培植和扶持苏共领导层和高级干部队伍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支持和鼓励他们在苏联剧变中充当所谓“民主派”、“第五纵队”即内奸。当戈尔巴乔夫民心丧尽、走投无路、受到国人憎恨和谴责时,西方政要却极力吹捧他,西方媒体纷纷授予其世界“新闻人物”、“风云人物”等桂冠,并给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叶利钦在当选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总统后第二天尚未就职,就受邀访美获高规格接待。解体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签订后,叶利钦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并当即得到支持。

  总之,意识形态的蜕变最终导致了苏联的演变和解体,苏联和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将这一结局描述为: “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 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由于苏共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信仰,丢掉了灵魂,成为泥足巨人,最终在内部瓦解和外部侵袭下,轰然倒塌。

  三、以苏为鉴的几点思考

  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的改革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苏联改革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苏联演变解体的教训,有许多值得引起我们思考和警惕的问题。

  一,苏联的演变解体,有一个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酝酿、经过勃列日涅夫时期发酵、至戈尔巴乔夫时期急剧完成,在意识形态领域先行起步和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每一步都是苏共自我否定立党立国之本和认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的结果,每一步的发展都是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评判社会主义实践和否定作为实践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

  二,在苏联演变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动摇和背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大卫·科兹在其所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介绍了1990 年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 苏联民众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 但是,在大约10 万人左右的占据党政机关重要岗位的“精英集团”中,测验的结果却相反: 只有9. 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 12. 3%的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 76. 7% 的人赞成实行资本主义。科兹说,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苏共,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 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苏共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值得特别注意和深入研究。

  三,苏联演变解体的缘由和开端,是苏共以纠正历史错误为名,全盘否定领导党和人民开创和捍卫了苏联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20 世纪20 年代中期—50 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后人以“斯大林模式”命名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后人如何评说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大最主要问题: 一是生存,二是发展。在苏联成立的时候,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几乎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需要迅速实现现代化。它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企图以武力扼杀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事实证明: 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而且迅速成为世界强国。这些成就,连极端反共的同时代英国首相丘吉尔都不得不钦佩折服。但是,在苏联演变解体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充斥着对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来自苏共党内外的攻击、谩骂、贬损和妖魔化。这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两种错误思潮相继阻碍和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可能性。一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列宁主义理论,未能结合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窒息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活力。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自由主义思潮,使改革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直接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五,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和西化分化图谋,也是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发生了直接影响作用的重要原因。但正如毛泽东所说: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关键在执政党——苏共自身的和平演变,首先是苏共领导层的意识形态蜕变。

  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和苏联解体临近20 周年之际,总结和汲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责任编辑: 方乐迪
大公资讯 中国 军事 言论 图片 财经 产经 金融 汽车 娱乐 明星 生活 科技 书画 报纸 香港在线 国际 社会 教育 副刊 食品 会展 宏观 体育 健康 女人 人物 历史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