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史缩影:红色十外长的政治光谱

2013-03-03 16:48  来源:南风窗

  第二任外长是陈毅。

  这个十元帅中唯一新四军系统出身的四川人可算中共干部中的奇葩:他爱穿皮衣,戴墨镜,性格开朗高调,说话犀利刚硬,是唯一一个敢在毛主席面前开玩笑的高官。但论及外交经验,只随党代表团外访过几次。所以,陈毅前半个任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跟着周恩来当实习生,虽然在1961年独立率团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但总体而言难脱周恩来的底色,包括1964年中法建交也是周恩来担当主操盘手。

  陈毅上台时中苏关系正全面恶化,两国两党间口水仗不断,陈毅因炮击金门一事被赫鲁晓夫质问时就与之有过争执。至1960年,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中苏同盟名存实亡。外部环境的恶化促使毛泽东趋向强硬外交,周恩来的理性温和显然不对毛泽东的口味,而陈毅符合要求。

  1964年是陈毅外交生涯的转折点。当年中国不仅与西方大国法国建交,更成为拥核国家。有了资本,陈毅的外交愈加强硬,最著名的当属1965年9月29日在北京答记者问时的讲话。笔者查看过当年新闻简报录像,陈毅当时的言论非常强硬,火药味甚浓,且神情举止激动,有些失态。从这件事来看,陈毅远非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仅仅记者提问就让他控制不住情绪了。这一点,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早在调入外交系统前就向周恩来坦陈自己性格太冲动,不适合搞外交。从周恩来的回答来看,选用陈毅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

  可以说,1960年代之于中国外交是个漂浮期,因为任何国家的外交都必须有战略基轴支撑全局。可美国早得罪了,苏联又合不来,就连印度也瞅准机会下手。周任内打下的外交版图上东欧沦陷,亚洲不稳,西欧难以深入。中国就像一只紧缩的刺猬,虽然扎人,但难掩虚弱的本质。在缺乏基轴的前提下,中国的外交突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一方面与邻国划定边界,用领土的让步巩固邦谊,另一方面将手伸向了非洲大陆。非洲多为欧洲国家殖民地,与中国无历史积怨,美苏暂时未深入渗透,是最好的突破口。非洲因此成为1960年代中国外交惨淡中的一抹亮色,后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76张赞成票中非洲就占了26张。

  好景不长,陈毅刚摸出点门道就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地位摇摇欲坠。“文革”对于中国外交的伤害极大,在海外酿成过不少难以挽回的损失和恶劣影响,譬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苏联大使馆,强迫在京外国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等。陈毅也被造反派批斗,常常上午被批斗完,下午又得会见外宾。外交部最后在周恩来力保并动用军队后才恢复正常工作,但陈毅事实上丧失了领导地位。

  1969年2月,出于避风头的考虑,陈被安排下放工厂做调研。同年3月,爆发珍宝岛冲突,中苏翻脸。面对复杂的国际 局势,高层决定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组建学习小组,负责分析国际形势,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就是在这种不在其职谋其政的状态下,陈毅等四老帅创造性地提出联美抗苏的构想,陈毅更是提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冰层。他的建议最终打动高层,成为中美建交的前奏。

  1970年,中美恢复大使级谈判。之后捷报频频:1971年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密访中国,确定尼克松来年访华事宜;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因结肠癌奄奄一息。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离尼克松访华仅差一个半月。

  建国60年,周陈二人的任期就占去1/3多,从中苏同盟到联美抗苏,他们两度铸造了新中国的战略基轴,功不可没。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譬如1960年代签署的几个边界条约,其后遗症至今仍未消除。外交本就是系统复杂的高智力工程,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不仅需要决策者的判断,还必须依靠基层人员的智力和情报支持。作为一个新生国家,中国缺少该类人才,在第一批职业外交官成长起来之前,外交部大致是个草台班子。这使得周恩来犹如诸葛亮,虽事必躬亲却总难免出现失误。少数人的出色并不能改变整体的粗线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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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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