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

2013-01-04 09:13  来源:文汇网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共实现了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权力平稳交接。

  【文汇网讯】曾作为改革开放鼓吹手在当年名噪一时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在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撰文指出,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胡锦涛裸退、习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中国已进入政治常人时代。

  周瑞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当中国改革开放正在「姓社姓资」争论漩涡中徘徊不前时,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主持撰写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力挺改革开放,揭开了第二次解放思想的序幕,而 「皇甫平」成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图腾」名字。《炎黄春秋》被视为中国敢言的政论、历史类月刊,着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与学者为主,文章时与官方的历史结论有出入,或者主张党内各项改革,故刊物内容受到关注。

  《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全文如下:

  作为从业党报6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

  一、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政治事件(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
 
  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二十年“左”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
 
  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力群与朱厚泽被差额落选),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要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
 
  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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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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