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上海牌手表:念想和遗憾

2013-01-06 07:08  来源:新闻晨报

一只上海牌手表:念想和遗憾

  □齐先生的上海牌手表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皮表带换过很多次了。带锈的铁盒里放着重要的证件。 《梁祝》是齐先生最喜欢的音乐,他和女儿说,日后葬礼不要放哀乐,放《梁祝》。

一只上海牌手表:念想和遗憾

  □生了几场病后,齐先生得开始学着习惯不工作的生活。早晨起来先听一小时的广播,然后抄两小时书。拍摄那天,他已经抄到了《资治通鉴》的“汉朝”部分。

  本期主角:齐先生,71岁,山东威海人,十多岁来到上海,律师

  “镇反”运动后,我性格大变

  “这只手表是1976年买的,上海牌全钢男式手表,120元。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54.5元。我家兄弟姐妹八个,还有个老母亲,家累重,靠我和妻子的工资是买不起的。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叔父从海外寄来两百多港币,我们就想着买些东西改善下生活。那天我们到四川路,想买条毛巾毯。后来妻子说,先买表吧,结婚时说好的,一人一只做纪念,都两年了,还没给你买。我们就买了这只表。柜台里也有半钢的,价钱也便宜好些,但我们一直过得紧巴巴,买东西经常不得不买最便宜的。而那天既然买得起,就想买得好一点。

  我和妻子是1972年认识的。第一次见她时,我背着个旧黄书包,屁股上一大块补丁,瘦得像根竹竿。那时是我人生的低潮。

  我老家在威海卫,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就像巴金笔下的《家·春·秋》。祖父非常严厉,全家人都怕他。姑姑婶婶在院子里玩纸牌,只要远远听到老爷子回来的动静,就吓得抓着牌,哧溜一下全逃得不见影了。儿子是不允许逃的,要恭恭敬敬立在院子里迎接老爷子。老爷子就在他们中间来来回回走几趟,然后暴喝一声:‘滚!’

  在这个家里,大概只有我是自由的。我是长子长孙,老爷子的掌上明珠,但这个家总给我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很能理解为啥很多地主资本家的孩子走上了革命道路,因为那样的家庭让人窒息。

  1946年土改,一家大小十几口人空身赶出了,宅子、店铺、田地、菜园果园……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衣食无着,大家哭成一团,天突然就塌了。

  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祖父被枪毙了,一家人都成了‘反革命家属’。当时父亲在上海,一个叔父在日本,另一个在济南,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必须作为家庭代表得去村公所开‘反属会’。那年,我十五岁,站在村公所里,胆战心惊。周围都是大人,没人和我说话,我也不敢和他们说话,非常孤立,又很自卑,对祖父有种怨恨,怎么我会出生在这种家庭?

  有一天上语文课,五六年级的学生规定要写一篇作文《该杀》。我不写。老师问我为啥不写?我说,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写不了,而我爷爷,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该杀,我不知道写什么。

  成了‘反属’后,我性格大变,从顽皮捣蛋的小子变成了个‘小闺女’。胆怯,见人不敢抬头,不敢说话,特别害怕和人接触。放了学,我就背上绳子柴刀,一个人上山打柴割草。有一回,祖母生病让我去请大夫,我在他家转了三圈也不敢进去。”

责任编辑: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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