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司令”戴诚:参加四五运动是“歪路”的开始

2013-01-12 20:3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他是毛泽东的纯真信徒,他的毛思想理论小组定期在几家挂有毛大头像的餐馆进行活动。他撕掉餐馆橱窗外挡住毛泽东像的圣诞老人头像坐下来吃饭,反复一句话:“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唱红歌,带领越来越多的人同唱红歌,是他抒发信仰的方式。

  几十年来,几乎没人见过戴诚穿长袖衣服。雪白的短袖衬衣被闪着光的黑色皮带束在藏青的西裤里。衣袋口金色的毛泽东像虽小,却是全身上下最耀眼的地方。一块戴了多年的表,一双皮鞋,装束简单到无从赘述。

  除了演出,这样的标配几十年未变。他像一棵常青树,令四季更替在他身上无计可施;也令他在这个雪前的寒冬变得尤为突兀。那些绕道而行的异样目光,并未让他有丝毫不适,相反,他倒像个人来疯的孩子,提高了嗓门说话,反复强调他的观点:对目前的社会,应该“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

  这一次,戴诚出名了。开着几千块买来的20年二手老尼桑,他比平常更精神抖擞。火车站边有人递过来一摞最新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是他。不断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断打电话给他认为需要通知的人。

  这是毛泽东诞辰119年演出结束后第一天。27天前,在人民大会堂“盛世欢歌”演出现场的不快经历,被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喜悦取代。寒风冷雨中,一周4次的合唱团排练仍旧火热进行。他被他的“毛派”同仁封为“中国红歌总司令”,他被媒体关注正是从那场“盛世欢歌”的闹剧开始。

  “盛世欢歌”

  去年9月,戴诚接到北京一位“杜老师”的电话,自称是第二届“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暨颁奖典礼”组委会工作人员,邀请他经营近二十年的常州合唱团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不是比赛,是演出。”

  这对戴诚来说,并不意外。就在9月,中央电视台“歌声与微笑”栏目到常州对合唱团进行了拍摄,只是“节目还没有播出”。直到12月末,合唱团排练场地内,“热烈欢迎中央电视台”的红色横幅依然高高挂着。

  这也不是常州合唱团第一次进京演出。十年前,戴诚就带着正式组建的常州合唱团一行98人,到北京参加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老年合唱比赛。没有费用支持,只能大家自掏腰包。“一提到钱,立马鸦雀无声。”最后98人只有42人报名,“一喊,‘戴主席出钱’,一下子98人都愿意了。”

  “许多老人一辈子没去过首都”,戴诚觉得拉下谁都不好,于是把自家房子卖了15 . 2万元,把老家的旧房子一层卖了5万元。这样的痴狂,当然让妻子难以忍受,气回了娘家。夫妻因此分居六七年,互不往来。

  卖房费加上四处举债,东拼西凑八十多万元,终于够“往返北京十天的”。原本只能火车去,最后他从旅行社订了两辆大巴,98人高高兴兴地北京10日,旅游加比赛。

  十年后的受邀并未让戴诚喜出望外,“我们已去人民大会堂演出过。”两年前,常州合唱团曾被邀请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文艺晚会。但“组委会”的另一个说法让他觉得意义重大:正值十八大,“要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演出”。

  “每人交2000元”,和十年前一样,费用问题再度让合唱团成员犹豫了。但是戴诚依然豪气万丈,再一次以个人名义借债30万元。11月28日,车身贴着“常州合唱团应邀赴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团”,戴诚带着合唱团131人浩浩荡荡开赴北京。

  在北京,戴诚没等来他所要的“重大意义”。12月1日下午,131人一身“戎装”,打扮停当,来到人民大会堂,却傻了眼。

  “大概六十个团,六千多人在闹。”戴诚和他的合唱团站在最后,看着台上各种撒泼和“义正词严”的口号,瞬时也乱了方寸。

  在现场录制的视频画面上:几位干练的老人坐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台上,对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睥睨而视;混乱中一位看似领袖的中年妇女试图“主持大局”,上台言辞有力地说:“做什么事情,都得讲道理、都得按原则来,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问题不解决,我们谁都不离开现场!”不久,音乐响起,铿锵有力的红色歌曲响彻宴会厅。现场的老年人纷纷拿出手机,四处走动拍摄当时场景。有人对自己的团员振臂一呼:“上台来!上台来!讨个说法!”也有人一脸无辜,懵懂地坐在场边……

  现场诉求各异,有的因为没有安排组委会曾允诺的旅游;许多团到人民大会堂后,发现已有团在走台,自己并未被选拔到人民大会堂演出,感觉被选节目早已“内定”,参演地点也并非万人报告厅……

  由此而起的闹场愈演愈烈,戴诚觉得自己和团员“不能添乱”,他组织合唱团在一边唱起了《东方红》。但这并未阻止乱状升级,甚至有人开始围攻现场工作人员。直到翌日凌晨两点,组委会允诺退还每人2000元的收费,人群才散去。此前,常州合唱团已经有4人相继晕倒。

  凌晨5点多,戴诚带着合唱团疲惫地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时,看到路边堆了很多面包和蛋糕,戴诚顺手拿来几个吃了充饥,“这还让我回来拉肚子了。”

  混乱之中,戴诚几度发表了试图组织大家有序的演讲,但最后很委屈地被冠以“叛徒”之名。兴致勃勃而往的常州合唱团,在12月5日灰头土脸地回了常州。

  两天后,戴诚在团内展开反思和“整风”,老人们开始相互检举,在将一名参与讨要费用的团员除名后,他崩溃地失声痛哭。

  “乱世偷生”

  出身老革命家庭的戴诚,家里最多的“图腾”是毛泽东像。一人高的半身石膏像摆在大门正前方,红色对联也是毛泽东诗词。一层125平方米的复式回迁公寓里,外孙的玩具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混杂在一起。

  二楼是戴诚的世界:10平方米的房间,被两千册红色的毛泽东书籍围绕,一年四季一床被褥居于其间;对门房间是他的中医研究室,堆放着中医书籍,床榻上两件换洗的白色短袖衬衫堆成一团;另一间被他称为“音乐室”的阁楼内,一张书桌,有音乐播放设备;另有贴满毛泽东语录和诗词的房间,以会议室的样式摆放着桌椅……所有这些房间都显得凌乱,以至于找起东西来,戴诚要一个个房间翻。

  将这些房间联系在一起的是贴在墙上的织锦毛泽东照片,以及戴诚本人的演出照片。整间屋子最肃穆处,除了毛泽东像,就是露台上戴诚父亲戴凤的紫砂石像。

  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贫农阶层”,是毛泽东之外,深深影响戴诚的人。在30公里外的长江对岸,还在泰兴时候的父亲便是戴诚心目中的英雄:“他是那里的游击队长,方圆百里内,一提到我父亲——戴凤来了,国民党就要逃了。他本来叫戴金坤,后来参加革命,组织帮他改了现在这个名字,建国以后,他要把名字改过来,组织上未予同意,就一直是这个名字。”

  渡江战役中,戴凤是连指导员,过了江,“在常州西郊受了伤,就留在当地。因为穷人出身,没有文化,就靠入伍后学了几个字,所以当时是常州市西郊供销社副主任。”

  红色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至今戴诚认为:“很多人想不通,认为被斗了,我认为‘文革’是好的,‘文革’是对干部的素质检查,形象检查,廉政检查,为人检查,我父亲同样是干部,为什么没被斗呢?因为他始终就是没有等级观念。‘文革’那些倒霉的干部是取决于他的为人,我父亲下到扫垃圾的,很穷的农民,上到官员,都愿意跟他来往,谁有困难,只要找我父亲,我父亲都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帮忙解决。”

  事实上,“文革”发生的时候戴诚13岁,读五年级。学校停课之后,戴诚便成为积极的红小兵,忙着到处刷标语。当地有两大派系:工农学和主力军。“我那时候就在工农学,也就是保皇派,主力军才确实是劳苦大众。其实保皇派这一伙人是刘少奇、邓小平操纵的,我现在才知道站错了。毛主席是用‘文革’纠正中央路线的错误,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干部,让干部不离开共产党的宗旨,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保皇派不就错了吗?那个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辈子都过去了。”

  “‘文革’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开头大家抢毛主席像章戴,那时候因为我父亲是个很规矩的人,我们就弄不到毛主席像章,我自己做了个语录牌挂在自己身上,用红的蜡光纸,贴在硬纸板上,用别针别在身上,上面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武斗发生时,戴诚一家住在常州西郊小镇上,“我们那里还可以的,只知道城里面打起来了,武斗乱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一听说主力军打过来了,就往乡下逃,逃了几天,再回去,东逃西逃。”

  虽然东躲西藏,戴诚却将此阶段划归为“人生辉煌时期”,因为此时的他信仰清晰,“就是信毛主席。所有的干部都像我父亲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和现在的贪污腐败、自私自利完全不同。”

责任编辑: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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