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减副” “两会”或成改革契机

2013-01-17 17:43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近日,南京选举出新一届市政府领导,其中包括一名市长和7名副市长。政府副职从过去的11个减少至7个,这一“减副”举动引发了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不过根据内地南方都市报的相关数据显示,除4个直辖市和港澳台外,27个省会城市中的大部分,副市长都维持在7-8人的格局。因此南京市的“减副”并不算什么鲜见的突破。目前,拉萨、兰州、贵阳、昆明四省会副市长人数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12个、11个、11个。政府“减副”主要是指通过减少政府内的副市长(县长)、副秘书长、助理等职务,减少行政成本和负担。

  即便是改革之前,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拥有11个副市长并不算过分。相反,很多比南京行政级别低、人口少的市(县)亦会有多名副市长或副县长。如四川的通江县有9个副县长、南江县有10个副县长,平昌县有11个副县长。地方政府超编成为一处痼疾。

  政府“减副”亦在十八大报告中有所提及。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减少领导职数”这一议题。虽然这一议题在中共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但是此前关于政府“减副”的讨论和行动就已经存在了。

  2009年1月12日中组部、中编办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开始推动地方政府“减副”。 “通知”明确要求省级、副省级、地市级政府副秘书长应根据工作需要明确职数,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配备职级要按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已配备副秘书长过多的,要在两年内予以消化。当年4月,吉林省政府决定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使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人数由15人减少到9人。这是当时第一个开始推行“减负”的省份。

   但是,自通知下发已经过去四年,地方政府的“减副”效果却不容乐观。既有一些地方政府推诿不前,也有些政府出现改革的反复。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下了“政府越大、官员越多,其效率就越低”的著名论断。臃肿的行政机构也与“大社会小政府”的趋势相违背。

  不仅是效率低下问题,臃肿的行政机构也在无形中加大了公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幸福感。据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在西汉时是1:7945,在唐高宗时是1∶3927,在清康熙时是1∶311,在建国之初大约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百姓供养官员人口负担比西汉时增加了280倍,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倍。

  当下行政系统臃肿化发展并愈加难以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和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建设有关。《地方政府组织法》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究竟可以设多少副市长、副县长,关于政府副职设置措辞模糊。而“通知”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所以应对超编问题,以制度化建设着手,明确编制,定额、定编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样也是具有可操作性。在古代,唐朝就以律法对编制问题加以规定。在唐太宗时期,全国官员是中央和地方关员总数是700多,官和吏的比例,包括吏,大概是4000个人有一个官吏。这样的比例是以刑法来捍卫的,若超编就要受刑责。

  此前,通过2006-2007年间的省级党委换届,使得地方党委的副书记“减副”成功。一省多名副书记的臃肿局面一去不复返。“书记会”代替“常委会”进行决策的局面得到改善,“常委会”的职能得到加强。经过当年的换届,“一正两副”成为大部分省级党委标准配置。目前为止,经过两轮的省级党委换届,这一模式已经常态化。

  党委“减副”的顺利推进与明确的改革思路、制度保障是分不开。因此,政府“减副”应参考党委“减副”,摒弃“暧昧”的改革思路,以量化、制度化、法定化来破解“减副”难题。改革方面,南京已经突破在先,今年恰逢“两会”换届大年,若能抓住机遇,或可成为一个切割臃肿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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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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