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犯罪案例解读:国企老总触犯最多系受贿罪

2013-01-30 10:20  来源:法治周末

  一些企业家虽然名声远播,但是在处理企业刑事诉讼问题上,却完全是“农民打官司”。企业家要想走得更远,企业要想健康发展下去,必须高度重视刑事风险的防范,以此避免出现终局性的败局。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与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共同发布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统计了245起2012年企业家犯罪案件,让涉案企业家在法律方面的教训成为后人的前车之鉴。

  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家触犯最多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凸显民企融资困境。而在国有企业老总触犯的罪名中,受贿罪是第一大罪名。

  法治周末记者 孙政华

  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无疑是最具活力与创新的要素。他们创造财富、打造品牌、提供产品服务、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然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在畸变的谋求与追逐中,践踏法律,上演了一幕幕的自我毁灭悲剧。

  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以这个悲情故事开头,2012年又有近300位企业家黯然离场。

  而他们的瞬间落马,不代表其产生的影响会在一夕之间消除。现代企业是除去政府之外的最大的“权力”中心。一个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就是一个帝国,很多职工、家庭都与之牵连在一起。

  与普通民众不同,企业的灵魂人物与法律的任何一次对抗和与商业规则的任何一次背离,都会产生巨大的震动。

  近日,在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与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共同举办的《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发布会暨企业家犯罪预防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了该机构成立后的首次企业家犯罪年度报告。报告课题组负责人、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张远煌教授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的专访,对相关问题给予解读。

  民企融资难成罪因

  事实上,理论界对社会中下层的犯罪或“街头犯罪”研究得比较多,而对“白领犯罪”即社会管理阶层的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企业家犯罪是白领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犯罪企业家又是白领犯罪群体中的高端人群。

  “在2012年犯罪或涉嫌犯罪的272名企业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包括地市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他们的犯罪状况能够反映出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张远煌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报告中统计的245个案件中,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33例)和集资诈骗罪(11例),就占了全部案件数的近五分之一,而触犯这两项罪名的犯罪人全部是民营企业家。

  这一统计结果无疑是我国当前民企融资难的又一个明证。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民营企业整体上看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居多,内部治理不尽规范,加之我国的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尽完善,民企通过上市、发债以及商业银行贷款等方式取得融资的渠道较为有限。

  民营企业很多是从家族式企业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分散、众多,民营企业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瓶颈是融资难的问题。而企业家犯罪中民营企业家的融资类犯罪、涉税类犯罪与涉黑犯罪也是异常突出。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第一个表现是贷款难。2011年4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优惠贷款。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1月发布的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人民币贷款占整个2012年社会融资规模的52.1%;企业债券占14.3%,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1.6%。这样,留给民营企业的融资空间就很小。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第二个表现是民间融资的法律风险高。民营企业往往采用民间借贷的方式进行融资。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需求量的加大,民间借贷从熟人之间的直接融资发展到易于累积风险的间接融资模式,当资金链断裂时,极易引发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一些企业家因此入罪。

  在融资类犯罪的定罪处理中,一个广受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划定集资诈骗、非法融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2012年的吴英案争议已经成为一个法治事件。合理界定民间金融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建立民间借贷明确的法律保障,已经成为政府与社会的共识。

  陈奕标,广东华鼎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广东省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广东担保业界红极一时。2012年3月13日,公安经侦部门相继以涉嫌贷款诈骗罪刑事拘留华鼎公司7名高管。官方统计显示,涉及华鼎、创富贷款担保的中小企业有446家,陈奕标截留挪用的资金高达19亿元。陈奕标,这位被媒体称为“玩转政企关系的企业家”,其违规经营时间跨度之大、涉及面之广、违规经营金额之巨,触目惊心。

  人们在看到监管机构的缺位与失效,放贷银行风险防范及规避机制失灵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受损小企业在融资困局中的无奈与无助。

  民企与国企的罪名差异

  就国企高层而言,是代表国家管理一部分社会的财富,一些垄断行业如电信、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行业的资源只是由国企掌管,国企高层更是具有官员的身份。当民企试图进入这些领域或是试图与之产生关联,往往就产生了行贿的问题。

  2012年3月15日,有媒体透露,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这一变故发生在与徐明关系密切的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因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而遭调查之后的次月。一时间舆论哗然,此前的1992年,徐明创办了大连实德集团,他也曾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八,是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然而,后来徐明行贿的事实被证实并在媒体披露。

  2012年,在国有企业老总触犯的罪名中,受贿罪是第一大罪名。由国企企业家作为主体的受贿案件数有39例,在报告统计的全部国企企业家涉及的114个案件中,占34.2%。

  徐明案无疑是近年来纷纷“落马”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从2003年上海首富、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被捕,到2010年中国首富、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锒铛入狱,再到如今身陷囹圄的徐明,众多知名企业家“落马”背后的权贵阴影挥之不去。

  在中国现实的政商生态中,民营企业家攀附政治权贵寻找靠山成为其发家致富的捷径,无论是获取资金、项目,还是得到地块、矿山,只要有相关“领导关照”就能一路绿灯。但依靠这种手法生存发展的企业家,也面临着巨大刑事风险。

  而国企官员利用其合法的对垄断资源的掌控,形成了相对优势。正如此,国企老总们利用合法垄断的优势,陷于钱权交易的风险较高,受贿罪是他们所面临的首要风险罪名。

  曾任山西阳煤集团升华实业分公司总经理、运输部部长等职的张润明,从2004年9月至2010年2月收受多人贿赂716万元,与其子共同受贿36万元,贪污21万元,另有人民币2723万元、美金1676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最终以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

  一名国有企业的领导在任七八年,就能积累起三四千万元的不法财产。这固然与资源、能源型国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丰厚利润有一定关联,但也印证了国企老总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还反映了建立国企领导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制度不彰,受损的首先是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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