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坛60后分析:未来执政须解决还权于民问题

2013-02-07 09:20  来源: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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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尔 资料图片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邓聿文

  “60后”作为中国政坛的一支有生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最近结束的地方两会,“60后”省级官员就大幅扩容:生于1960年的“60后”陈敏尔出任贵州省省长,使得全国的“60后”省长增加至4人,前三位是河北省长张庆伟、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福建省长苏树林,再加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60后”省部级官员已达到8位,其中孙、胡两位更是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的决策层和国家领导人行列。而从副省长来看,本届地方两会更是有71位“60后”履新,从而使“60后”副省长群体总人数达到了112人,其中女性“60后”副省长为14人。如果再加上上一届省委中有118位“60后”常委(这其中绝大部分常委会获得留任,再剔除一些重复的),中国“60后”省部级官员(包括副部级)总共可达200人。

  以年代来划分,“60后”之间横跨10年,最大的今年已54岁,最小的今年则44岁。作为一个群体,“60后”崛起于中国政坛,既是自然规律使然,也是中共干部年轻化的结果。虽然“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还唱不了主角,但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年龄,按照自然的进化规律,18大结束后他们最大的才58岁,正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候,而要大有作为必须进入权力中枢。所以,从19大开始的20年,即到中共22大,会是“60后”主导政坛的时期,他们中间势必会有人成为中共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从中国来看,18大后的30年会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能否在这30年内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将与“60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所以,考察这个群体的思想、特质及执政风格,对于我们认识“60后”官员群体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必要。

  政坛“60后”高官现象是中共干部年轻化的必然结果

  “60后”干部在中国省部级以下的官员中已经占据主角,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省部级官员中的“60后”现象。

  “60后”高官群体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中共的干部年轻化战略。

  文革结束后,中共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被起用而走向领导岗位,有感于此,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干部年轻化”就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任务被提了出来。1981年6月,中共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干部“四化方针”,即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十二大党章把“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此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就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针。

  干部“四化”的关系是:革命化是“四化”的前提,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年轻化是对干部自然条件的要求,是针对中共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党面临的任务提出的;知识化和专业化则是“四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具备一定的科技、文化、专业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专业结构。干部“四化”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就当时而言,特别应该关注的是年轻化,因为它是适应新陈代谢规律,针对当时干部队伍严重老化而提出的,要不断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持续不断发展,保证中共的事业后继有人,就要实现年轻化,使广大干部年富力强,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中有老、中、青,形成梯次年龄结构,因此,年轻化有着特殊的含义和特别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共对干部队伍的年轻化非常重视。在省区市党委换届中,中共明确要求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同时,进一步规范了任职年龄,规定省委书记、政府正职副书记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三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在这一规定之下,在领导班子配备上呈现出“4、5、6”的三级梯次格局,即: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60岁左右),也有50年代出生的(50多岁),还有60年代出生的(40多岁),形成老中青搭配的官员格局。

  “60后”高官群体的特征及从政路径

  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60后”省部级官员给人的印象是年轻、高学历、有实践经验和人文社科背景等。

  首先是年轻。40多岁的年龄在高官队伍里还是一个年轻的年龄。需要强调的是,“60后”官员虽然年轻,却很早在团组织工作时得到了培养。分析“60后”省部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很多人都有共青团工作的经历,像前述8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周强、胡春华和陆昊都是曾任和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努尔•白克力也曾担任新疆大学团委书记。此乃因为,“60后”考上大学后,成为恢复团组织时的第一批团员。作为中共的预备人才,在共青团系统里锻炼出来的年轻干部,往往成长很快,也因此比较年轻。

  其次是高知化。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在其接受教育的阶段中国还处于战乱和动荡中,那时教育也不发达,许多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是靠战功升迁的;50年代出生的人则经历了“上山下乡”,耽误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年龄。与他们相比,“60后”官员在改革开放年代长大,大部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进入正规高等院校学习,具有完整的教育经历,此外,很多人还在从政之余再升造,所以,他们不但是一般的有知识,而且学历层次都较高。据统计,在已知学历的159名“60后”省部级高官中,10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本科及以上学历则占99.37%。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72人,占比45.28%;获得硕士学位者68人,占比42.77%。7位“60后”省部级正职官员全部具有研究生学位。不过,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

  第三是人文社科背景的多。与“知识化”相连的是,“60后”高官多数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统计发现,在158位获得学位的省部级官员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而在97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学学位(包括法律、政治学等专业)获得者有19人,占比19.59%。众所周知,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被称为工程师治国,这是因为他们当年在大学接受的理工科教育,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更多呈现理工科的思维特点,带到国家的治理中,就形成了工程师治国。工程师治国有其优点,但缺陷也很明显,就是容易缺乏全局观念,“见物不见人”,对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不太重视。工程师治国的这个缺点会被有人文社科背景的官员的施政所弥补。尤其是经济、管理、法律知识与中国国情和发展所需相适应,因此,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群体崛起,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第四履历完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60后”高官少有在某个职位上呆很长时间的,也很少在某个行业和领域为官并得到提拔重用。一般来说,他们都在多个岗位得到锻炼,有些岗位的行业跨度还非常大,并有着中央与地方的工作经历。这主要源于中共的干部交流机制。除非某些非常特殊的专业性强的职务,否则,中共的领导干部需要定期交流任职。以8个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为例,他们都在多个地方和部门担任党或政府的一把手,除白克力和陈敏尔外,都有着中央和地方的工作经历。这使得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能力,能够比较熟练地驾驭局面。

  “60后”高官的上述特征致使其仕途一帆风顺,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统计发现,“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至副部级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至副部级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至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虽然“60后”高官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如果按照“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机关路径又分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协和军队晋升,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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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中共执政 官员 政坛
责任编辑: 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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