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容得下尖锐批评”需保障公民言论自由

2013-02-12 08:00  来源:大公网

 2月6日,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在中南海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 摄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习总日前在和各民主党派迎春座谈会上有关中共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讲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他的讲话是这样的: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建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共要容得下批评,二是党外人士要敢讲真话和逆耳之言,三是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民主党派监督。这三层意思既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它们之间又互相关联。其中,容得下批评是前提,敢讲真话是基础,而主动接受监督则表明一种姿态。只有做好了前后两者,党外人士讲真话才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和不和“中共保持一致”,才能“无所顾忌”、“畅所欲言”。

  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不仅要有来自内部的监督,更要有来自党外的监督。而党外监督,首先是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要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如果民主党派都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社会的监督也就无从谈起。而民主党派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履行好民主监督职能,首先是必须讲真话,讲逆耳之言,一味地进行附和,或者尽拣执政党喜欢听的讲,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监督。

  为什么要强调讲真话,讲逆耳之言?真话未必是真理,逆耳之言也未必都对,但是,它们给了执政党,给了执政党各级领导看待问题作出决策的另一种信息,使得执政党免于犯错或少犯错。正确的决策需要有多方面的信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从政治的角度说,一个社会特别是官员不讲真话,不仅失信于民,而且因信息失真极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从而使党和政府丧失公信力。另一方面,人们不敢言,则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一些特殊或极端的情况下,顺民可能激发为暴民,将蕴含更大的社会危机。就此来看,讲真话,敢直言,是一个政党和政府的生命底线。

  一级组织、一个领导虚怀若谷,有所谓的“雅量”听取不同意见,固然能够鼓励人们或属下讲真话、敢直言,但讲真话不能仅依赖领导个人的品格;与领导的开明和“雅量”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目前,讲真话,提尖锐的批评意见之所以难,难在一把手权力太大,难在缺乏讲真话的土壤。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因言获罪”的案例,也有不少“冒死谏言”的例证,可无论“因言获罪”还是“冒死谏言”,总之是祸出口出,代价太大。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因言杀头的事不再有了,因言坐监的情况也少见,但人们会担忧遭到其他的报复,如可能明升暗降,委以虚职等。毕竟现实中能够做到“无所惧、无所欲”的人很少,尤其对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来说,很难放得下身上的利益。这也就是近年一些退休的官员反倒敢大胆直言的原因。但即使如此,愿讲真话的退休官员也是少数。

  所以,让党外人士对执政党进行民主监督,让人们敢讲真话和逆耳之话,须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在一个领导干部“一言堂”、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是不可能有真话的,领导官僚作风严重,用人导向不正确,主观主义突出,手下人乃至下级只能投其所好,哪还敢讲真话。这就需要我们清理历史教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官员选拔的逆淘汰机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建设社会敢言的制度平台,一句话,大力发展社会民主。

  一个政党,最可怕的是听不到人民的声音。这是邓小平的话。避免这种现象的最好方式,就是行民主。历史证明,民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所有政治制度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说话权利的制度和机制。因此,要想敢言和讲真话成为整个社会的自觉追求,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我们的政治生态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民主,人们就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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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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