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回顾非典10年:讲实情就是唱正调

2013-03-25 07:28:20  来源:新京报

3月11日,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他说,面对病人的压力,要比面对外界的压力大。图/CFP

  3月11日,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他说,面对病人的压力,要比面对外界的压力大。图/CFP

  也许一个重大事件,政府也是第一次听到,马上牵头,打算怎么做,这才是好的应对。如果对公众造成损害的事件不透明,听任其发展下去,一旦公众得知,就会对政府失去信任。——钟南山

  钟南山 77岁,福建厦门人,出身于医学世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领军人物。

  2003年SARS期间,他以科学的态度应对灾难,请缨收治危重病人,被称为“抗非英雄”。

  此后,在甲流、灰霾等诸多问题上,他曾“高调”发言,赢得“讲真话”盛名。

  “我这是唱正调”

  新京报:在2003年SARS时期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你直言SARS没被控制,会有压力吗?

  钟南山:不觉得这带给我很大压力,我主要是战斗在第一线,面对的是病人,是能不能救活他们的压力,这压力比外界、政治对我的压力大。

  只要能救活,什么办法都可以,而当时病因是衣原体的说法,耽误更多人的救治,这是我的压力。

  当时有媒体问我,SARS是否已得到控制,我觉得应该结合实际来说,根本没控制,病因也不知道,发展规律也不知道,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

  我没意识到这个讲法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我说出了事实。现在回头来看,我仍觉得只是作为第一线医生,说了实实在在的情况。

  新京报:当时的直言有没有遇到阻碍?

  钟南山:2003年4月到北京时,SARS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人打招呼,让我注意一致性,不要说太多。但后来,特别是4月底以后,温家宝总理带我去泰国,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何应对其他国家对我们防治SARS的质疑,这以后我更觉得上头要我讲实话了。

  这些年,有记者问起,我还是会提到我的真实想法,有地方官员提醒说,不要跟上头唱反调,但我不觉得这是唱反调,中央的政策贯彻下去,情况怎样我就怎样讲,这是唱正调。

  新京报:重大疫情的信息发布应放在第一位吗?

  钟南山:当然得看是什么情况,不是毫无例外,比如说有一个核试验的意外事故,我的建议还是政府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公布,马上公布会引起恐慌。也许一个重大事件,政府也是第一次听到,马上牵头,打算怎么做,这才是好的应对。其他的事情,我想都应该公布。

  这次英国出现新的冠状病毒,3个人感染,实实在在公布,公众了解情况,也没恐慌。

  去年我们要求公布灰霾的监测数据,相比计划提前了4年实施。大家知道情况,企业、公众、政府3方,共同减少灰霾的危害,有什么不好?如果对公众造成损害的事件不透明,听任其发展下去,一旦公众得知,就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激素使用量问题,应辩证来看”

  新京报:你当时治疗的人,有没有出现“SARS后遗症患者”?

  钟南山:我们的患者大概遇到股骨头坏死的比例是2.1%,大多数人康复,真正因病丧失工作能力的极少。

  新京报:激素的使用,当时医学界有一个标准,或者行业内有通行规定吗?

  钟南山:有,一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治疗,早期使用激素是有报道的,用的剂量是每人每公斤体重2-4毫克甲基强的松龙。

  新京报:治疗SARS,怎样科学地使用激素?

  钟南山:科学使用,要注意3点,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而且不是所有的SARS病人都得用激素,也不是每个使用的都要很大剂量。

  新京报:患者和医院对激素使用,也曾产生争议。

  钟南山:2004年我在香港,有一病人状告香港的医院,说使用激素导致他股骨头坏死,丧失了劳动能力。

  当时香港法庭请我做医学顾问,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不偏不倚。我说,首先救命要紧,但是没有教科书来规定治疗SARS激素使用的量,这还是一种陌生的探索,我觉得应该辩证来看,完全归罪于医院是不对的。

  “斟酌太多,就没棱没角”

  新京报:回看10年前的非典,遗憾的事是什么?

  钟南山:其中一个是,病因学发现的遗憾。冠状病毒的结论,广州是2003年的4月11号发布,比香港和其他国家晚,但其实2月26号,军事医学科学院已经发现,出于多种原因考虑,不能第一时间发布,这是最遗憾的事情。

  新京报:SARS之后这些年,你也经常发声,收容制度、灰霾,不是专业的医学领域,为什么要发言?

  钟南山:我也感觉到,不是专业的地方,发言要更加谨慎,更加注意。比如也有人质问我,你说灰霾危害那么大,是真的吗?我说我找了很多资料,已经有国外大量资料证实灰霾对呼吸、神经系统、心脏、母婴、内分泌,甚至肿瘤的影响,这是事实,也是科学,但需要我国更多的一手资料。

  新京报:那你直言、敢言的心态这些年有变化吗?

  钟南山: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没太大变化,该讲的还得讲,我从来不认为我讲的都是对的,但我反映的意见,都是我要讲的。如果斟酌太多,就没棱没角了。

  “再发传染病,需协作不要垄断”

  新京报:10年过去,你觉得国家是否具有应对传染病的“抗体”?

  钟南山:这10年确实由于SARS的教训,国家有很大变化,大的政策方面,提出以人为本,关心人的生活、环境、健康。小的方面,针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投资建立了以CDC(中国疾控中心)为中心的从中央到基层的防治网。

  比如2009年出现甲流,5月份第一例进入广州,我们就采取“外堵输入,内防扩散”的政策,一开始就进行隔离,得到及时控制。不到5个月,疫苗研制成功。1亿人注射,减弱了传播。这样对公共卫生事件及时预防、监测和治疗都是正确的。

  新京报:国家对传染病的关注是否比之前更多?

  钟南山:有时和官员见面,他们也会问我,是否会再出现SARS时的状态。我说,那时是一场遭遇战,不论是公众、媒体,医护人员,对传染病的认知都不够;现在是有准备的,一旦发生不明原因的传染病,能得到很及时的处理。

  新京报:在对传染病的应对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钟南山:对死亡人数的上报,我认为还不够健全。当时,我记得甲流的一个时期,死亡人数超过了公布人数,我有很多朋友和学生在全国各地的ICU,了解情况,但有地方没报,也有少数不想报。基层的信息网络和监测建立了,但警惕性和认识不够,觉得报了是否意味着防疫做得不好。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进步。

  新京报:如果一种陌生的大规模传染病再次来袭,你觉得能否抵抗?

  钟南山:得看是什么东西。一种新型传染病,通过饮食、水、接触传染的,都比较容易预防,比如艾滋病。最危险的是通过空气、飞沫传染,最古老的办法是隔离,现在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发现病毒,基因分析,研究疫苗,我们也有这个条件。

  要注意的问题是,遇到突发新型传染病时,我们需要大协作,但不是垄断。不要各自保密,而是大家资源共享,互赢互利,这个问题以前没解决好,现在需要解决好。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北京报道 (新京报记者魏铭言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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