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石宗源处理瓮安事件 开明维稳之路

2013-03-28 10:17:55  来源:南方周末

  “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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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熙/图)

  中国近十年的群体性事件中,2008年“6·28”瓮安事件不是最为激烈者,也不算是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却是处理最为公开透明的一个。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表现,现今回过头来看,也堪称优秀。

  在那场震撼世人的大骚乱中,石在事件平息的第二天即出现在瓮安街头。与传统处理群体性事件“高压”和“封锁”方式不一样的是,他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曾三次向民众道歉,并罕见地给自己打出50分的低分作为自我评价。

  他断然放开国内外媒体对此事的采访报道,称:我也希望记者现在到瓮安县城去采访,不要通过我们官方,而是偷偷摸摸去,走家串户。

  他直言:若瓮安事件发生反复,自己将向中央请辞。

  这些举动,一举扭转了之前地方政府的定调:“有组织、有预谋”“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

  当2009年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吸取教训,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本报当年的评论称,“62岁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2008年告诉了中国一个地方高官突破范式的可能,而且是在敏感的群体性事件上。”

  这种突破,在一向斗争神经紧绷,视此类事件为禁忌的地方治理上,事后证明也是管用的:

  瓮安在短期内就实现了稳定。2009年底,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贵州省瓮安县的群众安全感达95.57%,而2007年,这一数据为59%。

  瓮安,群体性事件之始

  瓮安事件后,本报记者曾与石宗源面谈其当时所思所想。石坦言,一些处理举措,亦是根据形势主动做出。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光鼐等人的研究无不证明:

  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具有暴力色彩的群体事件,就是地方的上层精英制造出来的当地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而不是民众和国家的矛盾。他们并不具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既不“求官”,也不“干政”,无非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合法利益。

  但对更多的官员来说,主观上,并不愿将其视为传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由开始对这类事件的不承认,到后来有了“群体性事件”的公开称谓。一贯的处理办法,仍然是对外的高度封锁,对内不顾一切的强硬镇压,这其实已然是一个极为固定的处理模式。

  连之后的伊春空难,地方官员仍不惜以自己“是个粗人”为由扣押记者。而“抢夺尸体”,更在石首事件后成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经验。

  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

  瓮安之后,中国正在面临着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冲击。

  征地、拆迁、移民……

  种种不公正最后指向的,都是日益显现的官民矛盾。

  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对本报记者称,1990年代后,县乡政府与农民形成了直接面对面的社会结构,在全面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后,县乡政府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由此和民众发生冲突。

  2005年6月11日的河北定州绳油村事件、2008年7月19日孟连事件,无一不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滥用强制性权力的恶果。

  而底层民众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于建嵘说,民众的维权行动传递路径就会发生转向和反弹,直接指向最高执政者,最终形成“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民众压中央”的恶性循环。

  研究表明,对社会最不满、挫折感最强的人,还有那些冲在最前面的人,往往却是青少年。在瓮安、陇南事件中,年轻人的暴力行为都非常突出。

  而值得反思的是,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矛头所向始终针对的是当地政府及其部门。之前发生的万州、汉源、黄石事件,以及前年的瓮安、陇南事件,都是针对当地政府及其机关,民众打砸烧的仅是政府机关,而对周边的商场、店铺秋毫未犯。

  在瓮安事件后,北京开始进行三千县级公安局长大轮训。维稳更是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的群体事件还在继续发生,并呈现新的特点:

  城市以80后和90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一代雇佣工人,开始不只维护已有的权利,还要伸张新的权利。

  在大城市,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发挥设置议题和放大信号的重要作用。既有上海大火这样自发的大规模民众鲜花活动,也有最近几年的上海市民“购物”、成都市民“戴口罩”、厦门市民“散步”以及保定工人“旅游”,穿T恤锻练。

  这些无不预示着,群体表达已成为一种常态。

  于建嵘说,运用高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在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这种压力维稳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不惜代价强行解决,难免会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导致民众的心理认同感幻灭,支持率降低。

  他说,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2010年8月21日,年届65岁的石宗源退任。

责任编辑: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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