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疫情防控 行政指令不能替代应急预案

2013-04-11 11:14:09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北京4月11日电(记者尤蕾)华东地区出现H7N9散发病例后,上海、江苏分别于4月2日、3日启动流感应急预案三级响应和四级响应。而今年恰逢SARS十年,这两个春天都有疫病发生,不过与SARS防控初期时的手足无措相比,对于H7N9的早期应对更为从容。

  不可否认,SARS时的举国慌乱折射出中国原有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不堪一击。而同样因为SARS,中国公共卫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整个应急体系得以重建,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家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万年4月8日在防控工作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对于H7N9疫情防控,卫计委遵循“依法、科学、规范、统一”的原则,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科学开展防控工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认为,十年间,应急体系经受住了H5N1、H1N1等疫情考验,中国防控疫情与世界几乎处于同一水平。

  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胡永华看来,“一案三制”的应急体系构架仍有完善空间,虽然现行体系已经能够比较从容应对突发事件,但是面向未来,预案的切实可行性、应急预案与行政指令的博弈、专业队伍建立等更多问题仍旧等待破解。

  SARS防控为何手足无措

  SARS十年,在中国各大报章的报道中,诱发了公众对于那场恐慌的回忆。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应急体系,SARS付出的代价惊人:2003年4月,SARS疫情出现井喷式爆发,最终造成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北京感染最严重的一家医院从接收第一例病人到被封闭的16天内,将近70位临床医护人员倒下。

  当时的应急体系如此孱弱,胡永华解释道,在SARS发生之前,整个卫生防疫系统正在拆分转型。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建成一支强大的防疫队伍,防控体系力量与医院临床力量平分秋色。胡永华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级防疫站扮演了相当于现今卫生监督部门与疾控中心的角色。“搞防疫与临床的专家都是医学生出身,并且还会进行岗位轮换。国家重视程度高,人员专业素质强,使得很多重大传染性疾病,如血吸虫病、天花等得到遏制或根除。可以说当时的体系还是很有效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开始日渐削弱。本应作为公益性质的医疗体系过多地染上了市场竞争的色彩,更多医学专家转向了赢利更多的医院临床领域。

  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启动的公共卫生系统转型,则意味着由过去全额拨款向半事业单位过渡,公共卫生机构必须要考虑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业务最强的不搞业务而搞创收的怪相。

  防控疫情中国与世界几乎同步

  SARS以沉痛的教训唤醒了整个社会对于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重视。

  记者注意到,SARS后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硬件,投资114亿元来建设医疗救治网;2003年5月,国务院公布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一年后,卫生部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应对准备等工作,到2005年,全国已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2004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传染病防治法》;2006年10月底,全国100%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3.5%的县级及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和70.3%的乡镇卫生院已经实现了网络直报。

  胡永华指出,“一案三制”(应急预案、体制、法制、机制)的整体防控框架搭建完毕。

  非典、禽流感按照甲型传染病对待;对疫情控制规定更具体,隔离有了法律依据,对于甲类疑似病人,过去只规定“医学观察”,现规定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对于甲类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也规定了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的措施。

  在抗击H1N1时,应急体系反应敏感有效,这与SARS形成鲜明对比。在患者在香港确诊为H1N1,卫生部启动诊疗方案,要求与甲型H1N1流感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的旅客均接受了隔离与医学观察。而SARS则是在广东出现病例后几个月,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部署疫病防控。

  在对抗疾病本身之外,专业团队的H1N1疫苗研制也开创了中国速度,成为一大亮点。中国自主研制生产的甲流疫苗在2009年9月3日在全球率先问世,接种疫苗的保护率可达85%。

  在控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等关键环节上,各部门联防联控,由卫生部牵头、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等参与其中。联防联控也是SARS之后,成为沿用至今的防控疫情的规定动作。

  今年上海出现H7N9散发病例后,4月2日即启动了三级预案,成立了流感联防联控工作领导机制,由上海市政府、市卫计委等领导牵头负责,下设8个工作小组和一个综合办公室,囊括了市农委、市工商局、市食品药品监督局等机构。据姜庆五介绍,在全市设立43个流感监测点,出现发热症状患者首先到发热门诊就诊。

  4月7日,上海市卫计委在官网上转发了国家卫计委制订下发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1版)》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医院感染与控制技术指南(2013年版)》。这就意味着对于H7N9的诊断也有了一套完整而标准的程序。

  在姜庆五看来,经过了SARS的磨练,在防控H5N1、H1N1等疫情上,在防控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几乎都同处于一个时间节点上。

  行政指令不能替代应急预案

  在胡永华看来,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仅仅是第一步,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十年来,整个防控战线中每一个人都有进步。只不过,目前“一案三制”仍要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战中得到历练与修正。

  “其中,很多地方实施的紧急预案缺乏切实可行性,或者统一听命于行政命令,在行政命令之下,紧急预案往往无法推行下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完善法制,使得每一次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都有法可依。”胡永华表示。

  而另一个困扰则是来自于各部门联防联控不尽如人意,2005年夏季人猪链球菌感染事件就曾暴露出体制上协调缺失的弊端。而事实上每一次应对疫情,几乎都是卫生行政部门一家独大,虽然现在有相关部门陆续加入,但胡永华说,各部门之间仍然存在条块分割、资源难以整合的局面。他指出,不能临时抱佛脚,出了事才紧急集合,而是应该制定一个长效机制,使各部门明确分工。

  提到防控系统早年的“黄金时期”,胡永华颇有感触,“归根结底,防控体系的关键还是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防疫队伍是更为迫切的任务。”

  已故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也曾公开指出,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硬件很硬,但是观念、政策、制度和人员等软件建设仍存在巨大完善空间。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和医疗卫生队伍,十分有效的项目和政策评价机制,强大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突发事件监测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快速有效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和安全可靠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高效的健康教育队伍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都是未来应急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关键字: 专家 疫情防控 H7N9
责任编辑: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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