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中央领导有很多闪烁智慧光芒的思想方法

2013-04-15 16:24:07  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

  “中国目前51%的城镇化率还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至少达到70%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才会进入拐点。”与一些经济学家唱衰人口红利的观点不同,黄奇帆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搞得好,会延长中国人口红利15年。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黄奇帆在接受采访时显现出对于重庆发展的自信和乐观。在他看来,包括人口红利、城乡综改区改革红利等在内的五大动力将会使重庆今后五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庆,仍然没有完全甩掉贫穷的底子,14个国家级贫困县、4个市级贫困县尚待开发统筹。重庆自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今近六载,以城乡统筹为目标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三权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激活了重庆发展的源动力。

  城乡统筹是国家给重庆布的一盘大棋,未来的挑战和难点还是要做好城乡一体化,需要通过一体化社保体系、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互通、户籍一体化等“五大路径”进行持续探索,既解决重庆发展的问题,也为国家城乡统筹增加实践经验。

  “城乡一体化是持续二三十年的过程,是一个大工程。”在黄奇帆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加速发展最重要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要会用巧实力,进行智慧型改革、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

  继续探索城乡一体化

  统筹城乡发展是个系统性工程,综合配套改革要到位、资源利用最大化、功能配置最优化。面对欠发达阶段、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市情,如何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相互支撑和融合,对于重庆来说,城乡一体化的探索尚面临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加快形成。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在城乡统筹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创新性举措,接下来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黄奇帆:重庆市作为我国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城乡配套改革上要多做一些探索,进行一些研究,既解决重庆的问题,也为国家城乡统筹方面增加一些经验。

  重庆的特点就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和一般的平原城市、沿海大城市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如何把重庆的农村、郊区和山区搞好,对重庆的发展有基础性意义。

  解决城乡问题,可以通过花钱的办法搞投资,增大农村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投资,但有限的财力只能尽力而为。真正要把重庆的城乡统筹好,最终还是要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未来的挑战性在哪里?如何破局?黄奇帆:未来的挑战和难点还是要做好城乡一体化,这方面,重庆通过五个路径进行了探索:

  一是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扶贫保障等,重庆市城市、农村已经全覆盖。尽管是低水平覆盖,但是先把有没有的问题解决,以后再把水平提高,缩小城乡之间保障水平的差距。

  二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和文化。现在农村已经完全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农村高中段毛入学率94%,应该说已经普及了。下一步要把卫生医疗的网络覆盖好,实现教育、文化和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体化覆盖,逐渐提高农村的水平,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三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很发达,农村道路相对弱。现在目标是尽可能实现中心村的道路全覆盖。

  四是促进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互通一体化。中国的体制性矛盾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二元架构,城市资源进不了农村,农村资源进不了城市。

  五是实现人的自由迁徙。城镇化的本质是把农民工解放为市民的过程,人应该通过户籍变迁,在城乡间流动,不能让农民辛苦一生与城市终身无缘。

  钱从哪里来?

  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矛盾在于城市农村资源不能相互流动。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之间资源要素互通和一体化至关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需要大量资金,这些钱都从哪里来?

  黄奇帆:改革就是生产力。实现要素改革,城乡要素一体化、金融和土地要素要能流转,也就从多方面解决了钱的问题。

  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地票解决钱的问题。地票是要素改革的一个案例,使得一些闲置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闲置的农房丢在山沟里,体现不出价值。但是地票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把这些建设性土地在集体组织的带动下,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就实现了价值。如果有1000亩土地整理出来,土地归乡里的农民,产生的1000亩地票到城里卖掉,按20万元一亩计算,就可以卖出2亿元。

  地票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解决农村发展中最困难的事情,比如危旧房改造。建一个房子需要10万左右,政府补助只有两三万,农民自己掏不出七八万元。资金缺口不到位,新农村建设、危旧房改造就无法推进。有了地票以后,如果分散的危旧房占地一亩,只要复垦这一亩,而集中到村落居住造个新房子只需0.3亩地,剩下0.7亩,可以有14万元收入,再加上原来的补助,10万元的房子就造好了。通过这个途径,一年可以进行10万户的危旧房改造。

  高山移民和地灾移民也同样如此。把高山和滑坡地带复垦为种粮、蔬菜、树的耕地,地票就出来了。这就叫一票带三户:危改户、高山移民户和地质灾害户,都可以通过地票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的综改试验区从2007年以来到现在,已棋至中盘,下一步的改革思路是什么?

  黄奇帆: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投资来带动,这个钱要花在开发市场能量上,会花巧花。但是,资金总是不能满足建设需求,不能完全靠中央推进发展。所以,关键是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市场释放出巨大能量。

  今后五到十年,更多会考虑按照资源配置的角度进行改革,按照小投入多产出、调整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考虑改革的事。

  比如说,今后五年重庆动迁50万高山移民,一共十几万户,需要100多亿元资金。中央和地方可以补20亿元,还有那么大的缺口怎么办?就要靠地票。如果这十几万户把宅基地复垦为农地,20万元一亩,就会有200多亿元的资金。这就叫巧实力,巧改革。当年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的一个承包制,没让中央政府出一分钱,但千百万农民有了积极性,农民就容易致富了。

  土地储备稀释地方债

  2002年黄奇帆就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期间,重庆市就开始进行了土地储备。当时重庆主城建成区200多平方公里,近300万城市人口。经过10年发展,重庆主城已经从10年前的一环主城向二环主城发展,整个主城二环内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为1000平方公里。

  理论上,从2002年到未来二、三十年内,重庆主城将有近700平方公里是要新开发的,约近百万亩地。一般政府储备地不得超过城市可开发建设土地总量的50%,就是约40万亩?50万亩。在黄奇帆看来,2002年储备的这40万亩土地,让土地升值的财富归政府所有,相当于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建了一个额外的金库,同时平衡了财政账本,政府债务被稀释。

  《财经国家周刊》:有人说,重庆大兴土木,包括地铁在内的投资已经超过财政的负荷,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什么办法化解地方债务?

  黄奇帆:重庆这些年修桥修路的力度确实很大,轨道通车里程在全国排第五名,除轻轨之外,铁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我们10年花了6000亿元,这些钱花了债务为什么不高呢?我们的办法是管住土地,让土地升值的财富归政府所有。我们把香港的土地储备制度学过来了,我们在2002年就储备了40万亩土地,扣掉成本,储备土地卖掉部分就能获得几千亿的资金,如果没有这两三千亿,我们地方债务不是现在的2600亿,得是5600亿。

  目前,重庆地方债处于绿灯状态,黄灯都不会亮。地方债一般不能超过财政收入,重庆地方债现在是2600亿元,是地方财政的60%多,占GDP的比例只有20%多一点,目前重庆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在全国是最低的,而且我们的地方债务也低于全国的平均线,重庆地方债的安全度排在全国前列。

  《财经国家周刊》:储备这些土地,是如何规避市场风险的?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和经验?

  黄奇帆:土地储备要和金融相结合,进行融资循环,这个循环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举债的边界。重庆的土地是金娃娃,不会产生泡沫,是因为重庆的土地储备做到了五个原则:

  一是超前储备,一步到位;细水长流,逐年供应。我们在2002年?2003年储备了40多万亩地,由市地产集团、城投公司两个具有土地储备职能的集团负责实施,当时是规划一步到位。土地供应“细水长流”,市政府计划20年内每年只能开发5%,40多万亩地的储备资源,一年最多用2万亩。这既是政府对储备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也是对储备土地未来升值空间的考量。

  二是对储备地的使用要兼顾公益和商业开发。重庆市公益性开发和商品房开发大体上是对半开,最近十年已经开发的19万多亩土地,其中近10万亩是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用地,比如说公租房建设、大学城建设、铁路机场等。还有9万多亩用于房地产开发,将其收益用于整个19万亩的征地动迁成本,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三是土地储备不改变市区两级政府的分配制度。市区两级之间财力有分配原则,土地出让金扣除征地成本以后的净收入,过去是55:45。2010年以后,市政府做了一个调整50:50,区里增加了5%。

  四是土地储备公司肩负做好两个循环的责任。第一个循环,土地储备的手续办完后,是可以用于银行抵押的。将融资用于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把生地变熟地。这一循环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举债的边界。第二循环是把“七通一平”的地搞好,规划做好,就实行招拍挂。也许这时候,一亩地能卖200万元,1万亩地就得到了200亿元。原来抵押的时候是当100万元抵押的,把那100亿元还掉,就可以多出100亿元。这100亿元就是预算外的基金收入,同样要量入为出,纳入财政预算,要有年度平衡。两个循环正常滚动,土地储备就是个“金娃娃”,不会有泡沫,更不会变成一个债务链要崩盘的危机。

  五是要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这在逻辑上叫“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核心就是不仅做到长期总体平衡,还要做到当期单个地块对应的基建项目平衡。

  智慧型改革方法论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西部大开发、两江新区、城乡综改区等中央政策的支持,重庆将如何利用好?

  黄奇帆:如果地区发展什么都想靠中央,向中央要钱要政策,就是懒汉。中央也可能会因为地区重要而给予支持。但是真正好的改革,应该是想到好办法,巧主意,不给国家添麻烦,一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二不会带来经济损失,三是不用国家给钱,地方政府少掏钱,对方方面面有好处,这种改革才是最重要的。

  方法论比政策重要。中央领导有很多非常亮丽的闪烁智慧光芒的思想方法,他讲的是一种哲理、一种方法,讲的是一种科学体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悟,在工作中消化吸收,就会很有帮助。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重庆的这个方法论又是如何运用的?

  黄奇帆:我们的智慧型改革,就是化劣势为优势,创造重庆的山城特色。重庆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问题。70%的路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山沟间修路成本很高。比如,一般地方修1公里高速公路需要4000万元,重庆却需要8000万元。

  重庆是山城,山上盘旋的都是小立交公路,路与路之间被山山水水切割开来。如果没有桥梁、隧道、地铁联通,就没有一个城市的经济,而只有小山沟的经济。所以重庆下大力气修建地铁,现在我们投资修地铁140公里,已经花了700亿元,如果用轨道、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把各个组团连通起来,这个城市组团就很优美,联络也很通畅,也就成为城市经济的集聚体。这时候抓住关键,把基础设施弱点变成强点,就会坏事变成好事了。但如何实现呢?如果不运用智慧,要么高负债,要么只好等20年慢慢再修。

  建设要快,还要做得好,脑子应该怎么转?储备土地不能全部搞工业和房产,两者比例是50对50;如果晒一张城投地产十年来开发的近20万亩土地的清单,会发现50%是公共服务的,如10万亩中,有3万亩是大学城,3万亩是公租房,再加上学校、医院等;另外10万亩做房地产,但这10万亩平均卖200多万一亩,可以卖2000多亿元。这样做,就剥夺了房产商发横财的机会,房产商是靠土地增值发财的。所以,政府让房产商在土地上发横财是政府失职。

  市场的力量无穷无尽,用生产关系调整来促进生产力,是巧实力、智慧型改革,也是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应朝着这方面发力、创新。

  黄奇帆简介

  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大学普通班,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建委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市二次、三次、四次党代会代表,二届、三届、四届市委委员,市二届、三届、四届人大代表。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主管市政府办公厅、市编办、市审计局、市政府研究室。联系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作。

责任编辑: 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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