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中国模式

2013-04-23 16:16:22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实施领导干部有序更替大计的源头

  引用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的概念,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标准的提法出发,考虑到名字太长,我们可以简化为党和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或者叫做中央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更替比交班这个词要好,因为交班有一次性的意思,更替的意思是不断循环。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们党的元勋叶剑英同志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七绝”两句,他解释诗句的意思是:“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这时,叶帅已是85岁的高龄,如此情真意切之言,在会场内外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事实上,这一股新老交替热源起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亦即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青黄不接问题的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及为他们当助手或做具体工作的一班人。事实上,后者要切实作好准备,启动年轻干部锻炼成长工程,并且要吸收大量年轻人入党,没有大批年轻党员,哪有大批年轻干部、哪有承担各种重责、好学上进的干部,从发现、培养、历练进而起用,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但要有先想、先谈、先拿办法的人,然后再出办法、机构、乃至制度或说制度化。

  最懂得紧迫性的是陈云(他是延安时期任职最长的组织部长),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大意是说省地市委、政府各部委干部都五、六十岁了,还有七十多岁的。他们日夜操劳,身负重任。“这种状态显然不适应我国十亿人口的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几起”。他还提出必须迅速果断采取措施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这一席话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一个坚定鲜明态度就是“我双手拥护”。接班问题也是形势所迫,青黄不接是很危险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上个世纪末期着手实施领导干部有序更替大计的源头。

  这次十八大中特别强调指出,“干部重在教育”,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年发展200多万党员,基本上都是年轻党员。现在已经不愁选拔干部了,而培养和教育干部的问题更加凸显。有序更替是个大的工程。党的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干部更替的有序进行,这也永远都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不是这样的有序交替就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出现各种各样的困境。

  小平同志说的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那是1980年,而这一次的交替是2013年,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不宜单独就事论事和非历史地讨论。而要有一个历史的视角,不宜孤立地、非历史、非科学地看问题。对领导层的更替我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我也没有觉得已十全十美。

  关于有序更替的顶层设计

  邓小平曾经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就要废除终身制,这不但是党的制度,也应该是国家的制度。还说,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退休制度不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党就缺乏活力。这可以说“一语中的”,触及到领导权力有序更替的本质内涵。这关乎大局、关乎未来。所以,我们说这属于中国梦的一部分,是战略全局的问题。

  如谈到顶层设计,从理论层面上,“八 ·一八”讲话,即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无疑是具有基础性质的指导文献,由此揭开了党内各项制度的改革,尤其是领导制度包括领导权力有序交接的篇章。从实践层面上,首先则是尝试“顾问委员会”制度,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或“缓冲”的运转环节。党的十二大党章第六章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八条分别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具有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的性质。中央一级要求有40年以上党龄、有较大历史贡献、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人出任。由此产生了一项可操作、可尝试的运转机制。无疑,这为新老交替有效提速找到了着手点。当年,邓小平就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新东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类似的组织,但不像我们这样依据中国情况建立起来的。他肯定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他特别强调,这比较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稍使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他强调说,准备花两个五年的时间,来解决新老交替问题。十年以后或早或晚还要取消这个组织。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有序更替的进程。

  重在合乎中国实际,一是稳妥,二是顺当。中国领导层的有序更替的要诀就在这里。现在时兴说“顶层设计”一类,当年的重要讲话和中顾委由生而消就是这种最顶层也是最重要的设计。由此衍生的种种规章、方式、方法良多,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中共抛弃禅让制和世袭制,一直在吸取精粹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抛弃了禅让制和世袭制,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我们为此骄傲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从禅让制,是从漫长的世袭制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吸取精粹、抛弃糟粕。在中共的制度建设史上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承继优秀的——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国外的经验,同时也不断创新。

  就中国来说,以后人的眼光来看禅让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有的制度都是时代所赐。当年能够维持下去,就有它的合理之处,是存在决定了意识。后来时代变了,最终评价制度的好坏就看它有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标准。比较起来,过去旧的时代多少都注意到了选优,这也是一个起码的条件。选优就要从年轻人开始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并不轻视这些文化,中国化的成果(民选、推选)我们一直也在遵循着。从共产党的诞生,确切地说是从第一部党章的诞生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特点。比如说小组推举,推举一个小组负责人。公推制与互推制,这些都是可以汲取的东西。

  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队伍比较小,而且牺牲很大,通常都是指定接班人。一代人所处的社会条件,都受历史环境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影响。不要太多责备前人,要有历史观。

  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是由我们自己的国情、文化、社会环境所决定。衡量制度好差优劣的最好办法,一是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二是看是否符合时代要求。比如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很多制度建设不需要像过去那么烦琐。中共的干部制度是一个系列,不是一个简单的遴选概念,整个干部从培养到选拔到任用到任期规定再到接受监督等是个系列,相对比较完整。永远都有不合格的干部,也会有违法乱纪和表里不一的干部。对腐败现象,党本身从总体上有这个自洁能力,这个自洁能力是世界上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我们有8000多万党员,我们每一代经历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过去有大量的文盲,接受的教育比较单一,我们以前的书架上都是马列的书,对西方的东西有排斥感,而现在包罗万象的书都可以看。这就叫做时代变化、环境变化。我们是靠真理的力量,靠实践和人民的支持,才能走到今天。简单得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规制与约束

  1982年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新党章,揭开了我们党的党章历史新的一页,其中一大亮点即是增加了第六章干部章,其下列又有四项条款,其中第四条(党章排序为第三十七条)载明:党的各级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由领导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新党章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解释说,这条规定正式宣告,废除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无疑,从此揭开了党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各个方面改革完善的新篇章。这项工作启动当时涉及至少240余万党员干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战火硝烟中历练出来的英雄好汉,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功绩。其中有相当数量为元勋代或老红军、老八路一代。党对自己的改革和完善,迅速带动了一系列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改革。

  此后,可说既合情又合理的党内干部制度改革,包括实行任期制、选举制,特别是干部任职选人、问责、罢免……都一个一个解开了“结”,找到了“路”。

  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们党特别重视任期制。中共的领导干部早已抛弃了终身制,尽管在过去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党内是提倡革命终身、革命到底,也就是革命到死的,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很豪壮的。但是后来很多干部已经年老体衰了,职务还在,为了“革命到底”,就没有准备退,甚至不能理解“退”。这种感情在老一辈干部中是很深的。你忽然叫他不干了,他有点接受不了,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但当时是情有可原的。至今还有十多万当年的老八路,身体还好,给予适当的照顾,是可以理解的。我在山东、山西的革命老区调研时有很深的感受,对这些老干部的心情很能理解,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责备他们。

  党章作为根本法,主要是从权责授予方面作出规定,包括十三大到十八大的历次党章在有关干部方面都适当补充、修改、完善。如十八大党章对于干部接受民主监督以及要求讲党性的规定等。但具有程序意义和操作层面特点的,则更多有赖于具体法规制定、施行。

  据查,有关干部、有关权责交替等具体规章至今已达30余件。

  本届权力交接的政治新气象

  中共历史上多次选拔高层领导都没有这届这样为世人所瞩目。观景、猜测、预判,甚至议论,现在都是允许的,而过去是不开放的,比较封闭。通过电视、手机、网络等渠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如此贴近全国人民的生活,我感到特别欣慰。这跟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传媒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党务的公开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接受群众的监督,允许议论,大家叫“习大大”也是可以的,这是一种政治新气象,是中共日益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 。

  看待领导人的有序更替的问题,既要看上游,也要看下游。上游的因素,也就是宏观、大局,如它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保持社会的稳定,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平衡等。从上游、从宏观上来看,我们需要全党形成一股凝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强调,保持稳定,加强凝聚力。

  下游的问题,主要就是提前物色、培养以及遴选年轻干部的问题。比如进常委,需经过多轮比选、筛选,官方语言就是经过考察,有群众基础,挑选群众拥戴比较多的人。以前叫做群众基础怎么样,现在叫做社会基础,或者是群众信任度,这些虽然是现代语言,但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提拔自己的亲信,这样真的可行么?不要觉得只有像西方那样搞宣传、做演讲才叫做比选和筛选,三十年前我们就实行了差额选举和注重群众信任度。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又一轮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老交替。随着换届工作的顺利完成,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面孔已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肩负起治国理政的历史重任。这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一个清晰信号: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事交替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也说明我们党的内部十分稳定团结,这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政治保障。

  先是实践,后有概念;先获经验,后作定规。是否存在一种模式,并命名为中国模式,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历史和现实已为我们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肯定这次领导人的有序更替是个重大的成果,但必须把握“进程中” 这个词。既然在进行当中,就还有发展。从制度上保持、引导党内领导层有序交替是一项长期、可持续、可提升的使命。自党的十二大建章立制新老交替,到十八大完成新一轮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这可说是时达30年的持续接力传递过程。我们应遵循一个标准,即,一是符合中国国情,二是符合时代要求。我们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他国经验,但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

  (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之约访;编辑部主任魏爱云、编辑袁静记录整理,对此文亦有贡献)

  叶笃初教授受访感言

  ● 这个策划提的问题有相当强的政治敏感性。我很感兴趣,作为中央历次高层权力交接班的亲历者和近距离观察者,非常愿意做点工作。

  ● 在我看来,外媒低估了本届权力交接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所以我们要多宣传多介绍。另外外媒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允许你说,也允许我说,这就是讨论问题了。

  ●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科学性要求比较高,语言表述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必须要使用比较明确的、具有科学涵义的用语。这是个定调,关键词很重要。

  ● 依据十八大的决议,需要严谨表述,但可以稍变。照搬文件的现象,在中央党校早几代学者身上表现得可能比较明显,到了我这一代身上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是比较拘谨、沉闷。我学的专业是(联共布)党史。年轻一代视野比较开阔,也会引用外媒的评论和观点,但毕竟要注意发扬优良传统。

  ● 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党的发展和进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十二大的时候叶帅专门引用的一句诗词——“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

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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