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民:中国集体谈判中的体制工会

2013-05-10 09:02:47  来源:共识网

  一、集体谈判主体间的四元结构

  集体谈判制度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典型的主体间结构形态是劳、资、政三元结构。劳工组织、雇主组织和政府直接参与集体谈判的实体活动,具有独立的利益和诉求,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虽然不是谈判的一方,却是必要的调停者和仲裁者。三元结构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协调机制,在法律制度的架构下,遵循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各方的利益。国际劳工组织也将三方机制作为其成员国调整劳动关系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但在中国,上述理论的应用却遇到前所未有的例外。无论集体协商还是集体谈判的实践,中国的劳动关系都呈现出“劳资政工”(“工”指体制工会)四个主体的结构形态。其中体制工会这一特殊主体,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上表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它是代表劳工,还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雇主?已经不能从它的组织名称、外在形式和一般宣示中得出结论。

  所谓三元结构,系指劳资关系中呈现三个主体(劳资政),它们的互动对劳动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工会仅仅是工人的组织,在劳资关系中代表劳方表达诉求,并不是独立于劳工之外的关系主体。它不具备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诉求。与此不同的是,体制工会的代表性问题出现了歧义。中国《工会法》第六条写道:“工会在维护全体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显然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时候被加诸了一个“维护全体人民总体利益”的前提。全体人民的总体利益不仅涵盖了而且高于职工的合法权益。体制工会首先代表着凌驾于职工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全体人民的总利益,在独立判断和决策时,种种忽略和违背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可以假全体人民总利益的名义变得合情合理。更为重要的,体制工会在组织上虽然拥有成千上万的职工会员,它的领导机构,即它职业化的各层机构却是高度政治化、行政化的。名义上工会属人民团体,实际上是党-国体制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体制工会垄断了工人的组织权,屏蔽了工人的组织空间,它的各级干部是执政党自上而下任命产生的,完全服从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指示。在现实中,体制工会的法定地位和劳动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使其异化为一个独特的组织形态,职工群众是被组织起来的,通常也是被代表的。职工群众对其代理人既不能选举和罢免,也不能对其决策和行为进行预期和监控。这种工会与劳工相互割裂的状态,使工会在劳动关系中演化为独立存在的关系主体,也就使得中国的劳动关系引进集体谈判制度机制的时候形成了主体间的四元结构。

  二、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工会的性质与地位

  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工会理解为工人群众的组织,并不是说它的大多数成员就不是工人群众。理解中国工会的独特性必须借助历史的视角。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会是近百年来政治革命、社会动乱、国内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20世纪以前,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除了少量官办或官督商办的现代企业外,并没有多少现代工业。相应的,工人阶级自然也很弱小。自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现代产业工人仅200万人,不足总人口的1%。其后,中国的工业化虽时有进展,现代的机器大工业始终没有具备规模性与主导地位,中国仍然停滞于传统社会痛苦的蜕变过程之中。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

  中国近代早期工人阶级长期处于软弱分散的状态,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极其不发达,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模糊不清。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才改变了这种状态。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自诩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并以如此弱小的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呢?这源于中国共产党全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指导中国革命,极力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组织起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通过暴力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虽然这一革命道路后来被毛泽东修订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农民战争的道路,并取得了成功,却没有妨碍共产党致力于组织工人阶级,展开斗争服务于总体的中国革命。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任主任。1925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斗争,都是典型的政治斗争。

  中国工会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不是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型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共产党将涣散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化的结构形态,担负着共产党联系和组织工人群众展开革命斗争的责任。把工会看作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自然延伸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可以把工会称之为共产党的“劳工工作部”。中国共产党改造和创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工会在中国革命条件下的新形态,成为全世界独特的工会。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高度的政治化。共产党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组织,具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目标,系统的理论,清晰的策略,严格的组织纪律。党造就的工会是革命斗争的工具,因而是政治的工具。中国工会从来就不是以一般的经济诉求为宗旨的工人的群众组织,它的大多数经济目标是策略性的,其终极的战略无疑要通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颠覆整个旧制度。如果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农民组织看作一般的现代社会中的群众团体难免大错特错。这些“群众组织”本质上是共产党为了革命的目的动员民众,整合基层社会,以便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革命力量的组织形态。其行为方式要绝对服从于党的政治领导,优先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按照党的指示、命令、方针和政策去行事。第二,高度的组织性。欧美国家的工会虽然很发达,甚至可以在议会民主制下通过工人政党参与政治决策,但通常总有多个互相独立的工会组织共存,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在争夺会员方面互相竞争。在中国,为了防止分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工会需要依照革命政党的模式形成统一的、排他性的组织,换言之,在劳工领域中不允许多个工会组织并存,甚至工会内部的不同派别也绝对不允许存在。革命斗争将迫使所有的劳工群众凝聚成一个统一的工会,所有想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的工会组织都将被无情地边缘化。高度组织性还表现在工会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极高的覆盖面。由于它完全按照列宁主义政党的模式进行组织与活动,短时间内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的能力几乎没有限制。

  综上所述,中国1949年以前的工会是革命政党主导型的组织。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经典社会主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革命政党自身发生了转型。成为统治党的共产党,革命的色彩一点点淡去。党假以全部国家机器对社会进行统治日益使自身官僚化、行政化,工会与党的关系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它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则演化出新的形式与内容。

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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