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如何报道中国?

2013-05-11 07:48:52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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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人》的立场是在政治上保守、在经济上呼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它用强大的实际数据来作为论述支撑

  编者按: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克强指数”在媒体上频频出现,这个概念的发明者——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也进入更多中国人视野。

  2010年,《经济学人》曾推出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克强指数”,该指数包括三种经济指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结合。

  这三项指标,则源于李克强总理在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表示,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

  “克强指数”这一概念推出的背后,则是《经济学人》对中国持续关注的升温,并保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尤其是2002年到2013年,中国入世的十多年间,中国经历着一日千里的变化,而《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报道也悄然发生着转变。

  2012年,《经济学人》在其网站的中国博客——“论语”专栏开篇致辞中,自称为“中国报道的老手”(old hands)。

  那么,《经济学人》是如何报道中国的?

  1 从“门外汉”到“中国老手”

  2012年开设中国栏目之后,全年中国报道更是达到了217篇之多,相较于2002年的79篇,翻了将近三番。

  “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背后,其经济现代化特征却日益明显。”就在世界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各有忧虑时,上个月的4月27日,《经济学人》发文《速度并不代表一切》,认为中国放缓的经济增长固然令人失望,却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有着令人鼓舞的推进”。

  从2002年-2012年间《经济学人》各栏目中国报道的数量,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栏目中都能捕捉到中国的影子(图一)。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使得《经济学人》在报道时视角更为多元化;而在报道内容上,《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由集中在时政和经济板块,拓展至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时政、经济、商业、外交、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

  2012年1月28日,《经济学人》推出了“中国”栏目,这是自其在1942年开辟“美国”栏目之后,70年来首次为独立国家开辟栏目。

  由此,关于中国的报道从“亚洲”栏目中抽身出来,成为与美国以及杂志所在地英国并列的焦点国度。

  2002年至2012年,《经济学人》以中国为主题的分析报道高达1420篇,平均每期有两篇。这还不包括每周新闻中少于500字的中国报道。

  多年来,《经济学人》每期文章数量都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然而我们看到,关于中国的报道却呈现总体递增的态势(图二)。

  自2009年开始,《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的数量出现显著变化,从之前每年100篇左右增加到130篇以上。2012年开设中国栏目之后,全年中国报道更是达到了217篇之多,相较于2002年的79篇,翻了将近三番。

  《经济学人》的封面向来以精辟见长,其封面文章都是一期杂志的焦点。在2002年的51期杂志封面中并没有出现中国,可是到了2012年,以中国为主题的封面达7期。

  这十一年来不断增加的中国报道比例升幅,呼应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曲线。

  2 同步紧跟中国时事热点

  在“蚁族”一词成为当年热点时,《经济学人》发表《蚁族:中国新民族的崛起》,试图向世界展示这一热词背后的中国青年生态。

  2012年,北京大雨引发洪水事件,在之后的最新一期杂志里,马上就能找到相关报道。

  在《北京大雨:“水深火热”的城市》的报道中说:“今年的7月21日,北京再次受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此次的毁坏程度犹胜从前,根据官方监测,这是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强暴雨。”

  同时,对热点的关注之细,并不亚于中国的媒体:“此番暴雨来袭,北京市民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向过路的受困行人敞开大门,通过网络和微博的力量传播救援信息。有车的市民开足马力,为滞留在北京机场的旅客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

  十八大之后,《经济学人》以习近平为封面,同时配发5篇文章细致解读中国政治走向;它同样还关注着中国社会的民生变化,在“蚁族”一词成为当年热点时,《经济学人》发表《蚁族:中国新民族的崛起》,试图向世界展示这一热词背后的中国青年生态。

  2012年3月,《经济学人》曾刊发《政治经济改革:拭目以待中国改革下一步》。

  当时,世界银行联合一家名为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政府智库发布了一份长达468页的报告。报告中表达了改革派旨在推进深层次政治改革的意图。报告涵盖了取消劳动人口流动障碍、削弱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以及增强农民土地所有权等内容。报告警示,如果不进行上述改革,中国可能会陷入通货膨胀、社会不稳定性加剧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可能将会导致国家陷入滞胀。

  报道指出:“很少有人会期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迅速采纳央行、世行以及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建议。但是,在最近几周,有迹象表明改革派似乎正在试图影响中国的未来领导人。中国许多媒体都出现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希冀更大胆的改革,一些文章认为有‘第二次南巡’的需要。”

  可以说,《经济学人》关于中国时事热点的报道,几乎与中国媒体同步(图三)。

  3 把脉中国现代化进程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户籍政策与人口政策、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人权状况、媒介生态等话题都是《经济学人》中国报道中的“常客”。

  1843年10月14日,《经济学人》刊登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中国的关税制度以及中国对进口商品的消费潜力问题:“……我们对他们产品的需求将会刺激工业增长,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能力消费我们的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目前无法想象的规模。”

  其创始人威尔逊的确无法想象,170年之后,他认为的巨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中国消费者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扫荡”全世界的奶粉。

  当下,奶粉问题已经是中国媒体的热点议题。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户籍政策与人口政策、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人权状况、媒介生态等话题都是《经济学人》中国报道中的“常客”。

  从2008年开始至今,每年都有两篇文章以上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2011年末,《经济学人》采访韩寒,以《中国明星博主2012展望》为标题,向世界展示中国明星作家眼里的中国媒体生态和未来。

  去年年底,劳教制度被呼吁改革,这一中国媒体热点,也在《经济学人》的视线之内。其实早在2002年12月的亚洲栏目,《经济学人》就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劳教制度。

  在2003年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中国经济:恶龙觉醒?》中,《经济学人》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大国,中国并不值得世界恐惧。

  然而到了2009年,《经济学人》一篇名为《分娩之痛》的文章指出,“一个新的全球系统正在形成……没有中国这个拥有资本管制和货币管理的债权国的准许,新全球货币系统不能运行……下一个掌控货币秩序的不再是新罕布什尔,而是北京。”

  通过这些触角伸至中国各个角落的文章,《经济学人》正在尝试把脉中国现代化进程(图四)。

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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